RCEP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与新课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亚洲经济体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促进形成区域一体化市场、改善区域综合发展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RCEP也存在着进一步升级探索经贸新规则、推动区域内部国家进一步参与价值链分工以及提高自由贸易协定利用水平等一系列提升空间。未来一段时期内,以RCEP为重要内容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稳定发展,RCEP成员方需要积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RCEP落地生效并发挥应有作用,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全球经贸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中国在亚洲唯一区域战略选择

贸易一体化是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异质"结构成员间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中日韩自贸区启动将加速亚洲贸易一体化进程,或将改变东盟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将亚洲的区域合作转变到大国主导的轨道上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彰显了中国作为地区领导者的自信与风范,同时也是中国政府面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唯一区域战略选择。然而,中日韩之间的"强异质性"、美国主导的TPP对亚洲的渗透以及东盟主导的RCEP战略转变等,意味着中日韩一体化合作必将是一场超越经济的博弈。     

美国对待欧盟以及东亚一体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从区域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来看,战后,美国客观上积极推动了法德主导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但是,从价值观以及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重返亚洲政策的需要,美国试图主导亚洲一体化的发展,为此,亚太地区出现了多种地区性FTA合作机制的安排,造成机制上的重叠,导致了体系准入国成员范围混乱的局面,例如,ASEAN+3、ASEAN+6,以及TPP等等亚洲国家期待着美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作用,避免大国间的势力争夺,建立有助于地区稳定的、有效的经济安全合作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非洲国家对亚洲的战略性依赖

21世纪之初，世界格局面临大动荡和大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非洲与亚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接近与合作。这种接近、合作及互为战略依托的趋势注定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非洲国家认为在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大背景下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二十国集团（G20）已迅速成为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新兴大国影响力的主要国际机制和重要平台之一。虽然非洲国家认为自己在G20中的代表性不足，但仍乐见从G8到G20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变，并希望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并从中获益。在涉及国际政治核心权力重新分配的安理会改革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非洲也十分倚重亚洲的支持与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洲区域产业链“双中心”重构——基于贸易依赖的分析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产业链重构成为广泛讨论的重要问题。亚洲区域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依赖关系演变的直接表现。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大国竞争的相互依赖理论框架，从经济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的演变存在不变、转移和创造三种效应。分别计算亚洲国家对中美贸易份额指数并检验二者相关关系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对中国贸易依赖上升且对美国贸易依赖下降，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依赖转移效应。其中，韩国、卡塔尔、约旦和日本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国家，纺织服装与服饰是贸易依赖转移程度最大的行业。这一发现拓展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第三国对大国贸易依赖演变的学理认识，对中国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具有一定启示。     

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中国

21世纪以来,由于多边贸易谈判屡次受挫,世界各国开始热衷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开展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目前,全球及各主要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合作模式、运行机制以及运作领域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中国已于2001年起努力寻求与贸易伙伴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其特点,将有利于深化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应对新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美国北极战略新动向及对北极治理的影响

在北极地缘形势复杂化背景下，美国北极战略在认知、议题、合作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美国北极战略调整旨在应对北极地区日益凸显的安全风险，确保美国在北极区域和全球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增强自身参与北极治理的能力建设。美国北极战略新动向将对北极安全治理、发展治理及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区域治理机制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在北极的竞合关系，维护在北极的合法权益。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及其影响

在全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兴起,该区域经济整合呈现出一系列格局性的变化。当前,东盟已成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以东盟为核心多层次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一体化体现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东盟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各类自由贸易区的地缘经济与政治影响逐渐显现。面对着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我国必须积极调整亚太FTA战略,以应对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推动下,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并成为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力量。已经并正在形成的东盟与中、印、日、韩、澳、新自由贸易区,对东亚区域经济的整合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应进一步调整参与战略,以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TPP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与亚太价值链的构建

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和全球价值链展开的双重驱动下,亚太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的复杂特点。作为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一环,TPP的高标准规则将对既有的亚太价值链的贸易、投资结构和发展机制以及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以深化内部经济改革和参与构建亚太价值链的实践为基础,主动调整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行结构和状态,实现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对接。同时,中国应积极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尝试接纳和运行TPP达成的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而实现亚太价值链的机制融合。     

共生型网络:跨域合作治理的新框架——基于亚洲区域合作视角

21世纪"复杂性社会"带来的挑战及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已经引发了区域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存在地缘政治和同源文化关联的跨域行政主体之间普遍化的区域效应和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于国际依赖与交往超过任何时代的新亚洲各国而言,其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而且愈来愈依赖于它与周遭国际区域环境的互动关联。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政府联盟态势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为亚洲区域公共治理架构起趋近成熟的合作格局,合作格局的深化对跨域各主体合作理念的选择和实践模式建构提出了现实要求。基于共生型网络框架同跨域公共行政主体间具有关联一致性的逻辑前提,将生物学种群生物进化的共生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网络化治理相结合,通过解释亚洲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共生网络内涵特征及目标属性,阐释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与共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和相互作用,分析共生型网络合作模式的构建思路,进而提出以"共生型网络"为核心概念的亚洲区域治理的新理论框架和新机制。     

全球产业链视角下中俄贸易合作的特征与前景

在全球贸易网络演变背景下,中国从亚太区域集团的外围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俄罗斯则从相对独立的贸易模块到逐步形成“链接”欧亚的产业链格局。从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出口中包含一定的国外增加值,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位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其部分增加值包含于下游国家的出口中。中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增加值贸易分析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和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且对俄罗斯的增加值依赖较传统贸易指标提高;俄罗斯对外增加值依赖始终较高,且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和中国的增加值依赖。当前,中俄贸易合作面临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及全球环境政策的三重影响,这些因素为中俄贸易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预计中俄贸易将在逆境中曲折前行。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发展的趋势。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地缘优势组建区域经济组织,形成集团竞争力,以提高竞争实力。但区域化并不阻碍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必要阶段,在WTO框架内,两者相互促进,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必然会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

目前 ,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多边经贸规则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 ,使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区域化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浅议G20框架下的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CSSCI

作为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相似的战略考量促进了中印在G20中的合作,增强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G20机制的内在特点等因素,也对两国的G20合作形成了制约。从未来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容低估,中印需要重视G20的价值,通过建立两国G20事务合作机制、加强对G20的联合研究、把握G20合作重点、推动G20机制改革以及稳定中印双边关系等措施,不断拓展并深化两国在G20中的合作。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浅议G20框架下的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作为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相似的战略考量促进了中印在G20中的合作,增强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G20机制的内在特点等因素,也对两国的G20合作形成了制约。从未来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容低估,中印需要重视G20的价值,通过建立两国G20事务合作机制、加强对G20的联合研究、把握G20合作重点、推动G20机制改革以及稳定中印双边关系等措施,不断拓展并深化两国在G20中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