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枫桥经验”的可能性:一种社会治理学的地方研究取向

“枫桥经验”是源于中国基层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在治理原则、治理关系和治理主体等方面显示出与西方治理不同的经验特征。为满足涉外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必要将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枫桥经验”推广至涉外治理领域。“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与公安理论及公安实践的勃兴息息相关,建立涉外警务调解制度是实现涉外“枫桥经验”较为现实的路径之一,同时也有利于在华外国人管理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新加坡政府强化治理能力的措施及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大转型”阶段，整个社会也进入了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从而导致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政府的治理能力亟待加强。因此，在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更好地完善和增强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广泛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在转型时期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新提升的江苏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江苏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新提升,一是要深入推进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二是要广泛通过区域化党建、网格化党建和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扩大组织网络、吸纳多元主体、激活社会资本、发起政治动员,完善党委领导、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要以科技赋能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通过新技术构建平台型组织、再造组织流程和业务流程,赋能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等方式,让基层治理方式更人性、更贴心。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新征程上,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制度“作为一种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权威机关所制定的“专门规章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种内部正式规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出的制度优势。当前,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价值旨归,以政党治理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略,以彰显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概念体现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特征,需要利用法治的优势来节约社会成本、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走法治道路,以提升法治能力为核心内容,在立法、司法和营造法律氛围等方面加强法治建设。     

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传统营养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变革，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也是中国在过去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面向未来提出的一个崭新目标和艰巨任务。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样板可以照搬，只能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养分，推陈出新。     

深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思考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第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保障治理自身体系的完善。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法治保障、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第二,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构建体现社会服务技术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建立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三是积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工会参与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织载体,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工会是我国重要的群团组织,在党政主导、多元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工会要着力从四个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组织动员职工,促进经济发展;有序利益表达,维持政治稳定;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参与公共治理,推动政府善治。     

数字枫桥“易联调”:生成机理、实践样态及基层治理创新经验

“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以来,各地结合治理实践,创造性地发展出数字“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呈现出众多的实践样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实践中挖掘提炼出极具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的数字枫桥“易联调”网上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和经验,满足人民群众的网上调解需要。从生成机理看,“互联网+”时代警察为民情怀与疫情防控碰撞出数字枫桥“易联调”,其中“互联网+”为数字枫桥“易联调”提供技术、观念等基础支持。数字枫桥“易联调”微信小程序包括九个一级模块及更多的二级、三级模块。数字枫桥“易联调”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不同层面的基层治理经验,强调多元主体调解矛盾纠纷,积极营造良好的纠纷调解环境,建立良好的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调解便捷快速、高质高效,治理成效突出。     

构建云南公安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者、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主动识变求变应变,     

节点治理视角下的警调衔接机制研究

警调衔接是将治安调解、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相互协调起来的联合调处机制,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和自治力相互配合。要将人民调解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须依靠调解工作室这一机构发挥作用。警调衔接机制蕴含了节点治理之理念,调解工作室节点与国家、社会的其他节点交互,形成一张调解网,更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节点治理的视角,调解工作室是警调衔接的核心节点,警调衔接机制的运行策略必须基于调解室在调解网中的组织架构和与其他节点的互动关系。警调衔接的机制通过化解纠纷防止了矛盾激化,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了警务革新,应当对其形成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在高速发达的信息化时代中,技术性手段使得各节点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因而警调衔接机制也愈加智能化。     

市域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优势与对策——基于H市“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的考察

作为基层社会的较高层级,市域社会既是社会矛盾风险的集聚地,又具有空间性、源头性、智慧化、整体性等治理优势,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关键层级。因此,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置于市域社会治理视野下。H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周期管理”理念,初步形成了以“全领域源头治理+全主体协同共治+全流程处置稳控+全手段‘五治’融合+全要素建章立制”为核心的“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借鉴“全周期风险防控”经验,并改进其存在的不足,强化源头治理、多元治理、流程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完善源头防范体系、多元化解体系、过程控制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对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善治规律和体现地方特色的市域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显有裨益。     

从五方面做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座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杨志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新发展等新形势给调解仲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十二五”时期围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以贯彻落实《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主线，以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院基本建设为重点，努力提升调解仲裁服务社会的能力，逐步建立起预防功能健全、调解方式有效、仲裁公正权威、队伍充实专业的统一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体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跨部门协同问题——以反恐工作为例

当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前提是要着力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面临权力失范、资源失衡、认识失准、文化失信的深层次问题,严重制约着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跨部门协同是“整体政府”理论的演变和应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跨部门协同要在思想统领、立法完善、机制建设、文化信任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构建反恐工作新路径。     

“枫桥经验”语境下大调解机制的完善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调解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专业化调解队伍、专业性调解组织、多级联动组织等.今天我国构建的大调解机制应借鉴“枫桥经验”的调解制度:制定调解法、健全调解衔接机制、成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打造专业化调解队伍和提供经费保障,推动大调解机制的健康运行,有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与发展进路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中国国家治理"强党—强治"逻辑关系更加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逐步深入:一是政治建党明确国家治理方向;二是理论强党创新国家治理理念;三是制度治党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四是正风肃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五是法治型党组织建设引领国家治理法治化.持之以恒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基层法制化建设的分析与思考——以诉调对接为例

随着国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诉讼爆炸"局面逐渐形成,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建设面临各种矛盾和改革的冲击,而诉调对接机制因其独到地将司法制度与国内民间力量相结合,迅速成为我国基层社会化调解趋势中最具典型、最具创新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改革项目,能充分发挥法律即国家的强制力,为基层治理保驾护航。     

论社区调解制度及其完善

社区调解制度生长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转型期发展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社会主义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特点,当中多方面的不足亟须完善以促进其发展。完善我国的社区调解制度应加强队伍的建设,提升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加强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加强社区调解与法院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推动调解的法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