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社会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重要的历史范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治理现代化问题,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各领域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农区治理有效：过程、关系与介质

基层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基于对基层治理有效的整体性视角的现有研究反思，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新视角，以探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农区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并形成完整的机制研究。基于过程的分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统分结合与协调动员下的弹性治理，构成传统农区治理有效的动员基础。基于关系的分析，简约动态的治理结构与灵活稳定的管理制度所形塑的简约治理关系，构成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基于介质的分析，在“项目治理共同体”的主体性转变和强发展性的治理逻辑下，治理介质的适配性构成传统农区治理有效的运作基础。基于此，传统农区治理的路径选择需要挖掘乡土社会内部的治理经验，因地制宜地探寻现代化发展思路、国家治理目标和简约灵活治理机制之间的有机平衡，以治理过程弹性化、关系稳定化、介质适配化实现有效的传统农区治理。     

基层治理视野下的边缘人——基于豫东村庄的田野调查

传统豫东村庄存在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建构出以“赖”为特征的边缘人,为主流文化排斥。按照占有社会资源水平可把边缘人分为强势边缘人和弱势边缘人两类,他们分别有不同行为特征。当前边缘人崛起的原因包括村庄地方性规范弱化,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进入乡村与基层治理的“不出事逻辑”。越出村庄地方性规范的边缘人大量进入基层治理,以不同方式冲击基层治理造成消极后果,依次有“力治秩序”出现、谋利型上访蔓延和亲密社群瓦解。如何治理边缘人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当务之急。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兴路径

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首都新国门、新增长极，大兴区牢牢把握为民服务要义，树立法治、德治、精治、共治理念，从区—镇街—村社—社会组织四个维度入手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新型常态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之道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典型模式,产生于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逻辑和有限理性选择,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且被不断形塑。通过解码运动式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其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多维困境。因此,面对国家治理总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新型常态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依靠制度化的分权系统获得政治支持。只有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宏观环境优化目标,立足于开放参与政策体制的中观平台搭建过程,落实于地方治理创新的微观行动实践基础,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制度体系,促使国家制度建设定型化,才能最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及制度化实践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与矛盾变化,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实践中往往牵涉多元主体,包含多元价值取向,表现出多种特质属性。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成功案例表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应重点把握地域性特征,需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结构、教育水平等客观发展因素。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构建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总结不同地域城市典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先进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为当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借鉴,亦可为不同城市结合自身客观发展环境找到适应本地域发展的治理模式。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

探索“数治”新范式下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对于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机制不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平台混乱及制度保障不力等治理难题。随着全域“数治”的发展,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数治”新范式,从多层级协同架构“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多元化协同重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主体、多数据协同搭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平台、多制度协同打造“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保障、多指标协同构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从而实现以数治化撬动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再造。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家族政治、精英更替与村庄治理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学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转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就一直持续。家族作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几经沉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被赋予了现代性意义。文章通过对个案村庄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在现代村庄治理过程中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家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下的当代农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政治或家族影响力为何能够一直延续,并在当前村庄政治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随着代际的更替,村庄家族政治向精英政治的转型,这些都值得研究。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