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重塑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第二,社会公平感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三,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表明,随着社会公平感的增强,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会削弱;中介效应表明,社会公平感能够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因此,重塑政府信任的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社会公平感。     

促进还是抑制:社会认同对施压性利益表达的影响研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活空间的转换唤醒了他们心中既存的社会认同,成为他们行为选择的心理逻辑。社会认同对施压性利益表达具有显著性影响。社会公平认同越低或社会冲突认同越高的社会个体越倾向于参与施压性利益表达。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个体越易参与施压性利益表达,女性较男性更不易参与施压性利益表达。年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等对施压性利益表达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减少或防止施压性利益表达,达致社会和谐,必须调节收入分配以提升社会公平认同和降低社会冲突认同。     

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定量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当前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文对公众的（不）公平感进行了测量,并检验了学界主流理论对公平感形成机制的理论阐述。研究表明,大多数公众对收入分配具有较高的不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社会比较理论和参照人群理论更能解释公众公平感的差异。     

由权力造成的不公,是社会最大的不公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当前,如何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落到实处,成为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对改善社会公平现状,公众有什么建议?等等,围绕这些问题,近日,人民论坛杂志社在新浪网推出了"公众公平感调查",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分析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的机会公平变量(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执法、工作就业机会、选拔党政干部)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义务教育、公共医疗、财富分配、行业地区待遇、城乡权利待遇)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此外,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对居民的普遍信任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提供公平的流动机会,缓解阶层流动受阻的现象,对于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十分重要。     

阶层分化与居民社会公正观——对浙江温州的考察

通过分析2009年"浙江省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发现,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现"洋葱头型",与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仍有一定的距离;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偏低,阶层地位越低的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在被考察的五个维度中,人们对干部选拔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感尤为突出。本报告既指明温州城镇居民在不平等评价上的"普遍共识",又分析这种共识的阶层差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对当前温州社会总体发展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为更好落实"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提供决策参考。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我国社会心态的新变化与应对——基于三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报告

当前社会心态呈现了一些积极特征：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第二，社会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第三，社会信任也呈增长趋势，一般信任明显提升。但疫情对民众社会心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影响到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民众更加看重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表现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总体社会参与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的调节动员效应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富裕道路要求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改革创新，而社会政策作为应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制度工具，其朝向更加公平的调节动员效应越发重要。现如今共同富裕建设背景越发复杂：首先，多元化的社会风险增加了社会政策资源调节动员的边界效应，不同区域间的社会政策资源动员存在障碍。其次，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低生育速度同步加快，社会政策调节动员的时效性更具挑战。同时，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社会政策体系调节动员的平衡性与充分性难以统筹兼顾。最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政策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均衡调节作用日益昭彰。共同富裕要求社会政策的调节动员效应更具公平性、时效性、统筹性、充分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在资源调节动员方面需要更具包容性，防范社会风险带来的地方政策保护性和排他性；在长寿时代和低生育时代更应体现社会政策调节动员的衔接时效性，及时应对养老问题并提升人口发展质量；社会政策制度体系要统筹兼顾，调节动员好城乡居民发展的均衡性与充分性；新时代社会政策还应实现从生产主义向社会投资主义转变，使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中的有效调节动员工具。     

公众参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又一基石

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具有主体性特征,即公众是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它通过一定的渠道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并且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治理产生影响,而且这种主体性既不被外界所赋予,也不能被外界所剥夺或侵犯;公众参与还具有客体性特征,即每个公民不仅享有合法利益和权力,而且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遵守社会伦理和法纪;公众参与也具有互动性特征,即由于公众参与的范围是公共事务,这种参与既是公众与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互动过程,也是公众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过程。     

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大规模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涉及制度政策与社会管理问题．更涉及心理融合与心态变迁问题。本文在社会心态的内涵与核心维度基础上，从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人本主义心理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其社会心态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并指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重视、为其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重要途径。     

当代青年个体公正感的实证研究

当代青年个体公正感可以分为感知型公正感与应激型公正感。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2060份调查问卷的统计,从个体公正感的主观感受(感知型个体公正感)以及被动反应(应激型个体公正感)两个维度,分析当代青年的公正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当代青年感知型个体公正感与应激型个体公正感与文化程度、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提升当代青年个体公平感的具体建议。     

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杨军剑在《学习论坛》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从国内外关于社会管理的经验来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从参与的现状分析，尚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社会管理中应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设计居民获得感的综合评价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居民的获得感。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家庭收入、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而提升居民获得感。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作用在中低收入样本和老年群体样本中较为显著。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获得感

近年来,“获得感”日益成为社会热议、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吸引大量交叉学科研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要破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更好回应社会期待,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参与式预算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推动公共预算改革中,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力量,增强对公共预算的审查和监督,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浙江省温岭市近年来探索开展的“参与式预算”,以预算为切人点,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通过有序、有效组织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参与预算编制讨论和执行监督,很好地破解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公共预算改革这两个时代命题。     

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 ——基于教育的社会选择功能视角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优先方面,应当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通过社会选择功能促进社会稳定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且个体不承认社会选择的公平性,教育公平对社会稳定未能发挥促进作用。因此,我国社会需要建构新的教育公平观,即教育的公平不仅体现在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的合理分层与流动,更应表现为个体是否承认社会选择的公平性。教育公平需要从注重效率优先转向强调制度公正的社会选择体系,使人们摆脱功利主义倾向的束缚,实现对社会基本制度公正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