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

"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催生了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产生。抵抗权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殊权利,有其存在的必要及意义。现行的行政抵抗制度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具体的实施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并未形成规范的体系。     

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之批判

无效行政行为是"有限介定力"模式下的一种理论,其没有公定力,民众时此具有防卫权.有限会定力理论混淆了"法安性"与"法实质正当性"在不同层面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要求;防卫权实施的前提模糊,实施效果不理想;无效行政行为所反映的方法论存在缺陷.在完全公定力理论基础上完善现有制度系统是防范与解决严重且明显瑕疵行政行为的路径.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与规范结构

从理论上揭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和在实践层面上对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法规范的结构进行分析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在于消极抵抗权理论、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原理和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在完善公力救济制度的同时,允许行政相对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私力救济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精准扶贫对象的程序权利之行政法建构

从应然层面分析,作为精准扶贫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精准扶贫对象享有了解权、申请权、评论权、获得通知权,以及陈述和申辩等程序权利。行政法赋予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权利,有助于提升其对精准扶贫行政认同感;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有助于预防和纠正精准扶贫行政权力的违法和滥用。为了确保程序权利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转变将精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行政过程"客体"的观念;同时,扶贫制度设计者还应当规定国家与地方权力机关相应的职责;此外,行政法需要为精准扶贫行政主体配置义务,并规定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     

行政纠纷调解机制构建的法理分析

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观点为现行行政立法所吸纳,封堵了以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途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行政模式的转变、和谐司法理念的提出,为行政调解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中法院以变通的"和解"、"协调"之名来解决行政纠纷的方式实具有调解性质。隐形于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对现行行政立法与传统通说的悖反,体现了行政调解制度层面的现实需求。     

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即行政抵抗权,是行政相对人个体对行政行为所设置的义务进行抵制和不服从的权利。本文首先对行政抵抗权进行了界定,其次又对我国行政抵抗权的立法现状进行了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完善建议。     

行政征用中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调试

行政征用是一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行政征用权缺乏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弱势地位以及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我们应当控制政府的行政征用权,合理界定公共利益,完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来进行调试。     

行政公益诉讼、社会主义及其他

公益诉讼制度建构伊始就在如下困境中左右摇摆:如何实现与传统诉讼特别是原告资格的理论相衔接,以及如何科学界定其适用的合理边界。当面对受损的公益时,大多会人为地将诉求进行"利害关系化"改造。但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唯有大胆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创设,民众才更能接近法律层面上的"主人翁"地位,担当起"当家做主"的法律责任。我国未来行政公益诉讼的运行应与案例指导制双翼驱动,亦仰赖社会多元主体的生成,更无法脱离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治困境及出路——基于对41份中央级失信惩戒备忘录的分析

通过考察41份中央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所包含的受惩戒主体、受惩戒行为和惩戒措施,可以发现失信惩戒制度面临合法性困境,但主要问题并非缺乏法律依据、"德法混同"、违反比例原则或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而是在形式合法性层面,违法建立双惩制、以行政权力为民事违约兜底和增设行政许可;在整体正当性层面,冲击法人独立人格、突破公法与私法之区隔、削弱行政裁量的法律约束;在实质合理性层面,违背平等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备忘录表现出"失信"与"违法"、"惩戒"与"执法"高度重合,失信惩戒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实施的强化机制,其合法性困境源于强化机制背离强化对象,亟须有针对性地予以纠偏.     

行政案卷制度在行政处罚及其司法审查中的适用

1996年我国<行政处罚法>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从"实体控权"向"程序控权"的重大转变,其中,行政案卷制度的确立,是这部法律在程序控权方面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该制度有力地规范了我国行政处罚行为的程序,推动了正当行政程序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案卷制度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前,不仅要保证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或听证的...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兼谈农民选举权利的保障与救济

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但在选举实践中这一权利常常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现行法律对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村民选举权利如何救济的规定极不完善,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行政复议救济、信访救济、行政处分救济以及人大的监督救济等制度增强对村民行使选举权的保障。     

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初探

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是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享有的正当不服从的权利,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具有坚实的自然法基础,它的创设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论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被检查人的信息保护

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机关收集资料、获取信息的重要的行政行为之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行政机关公开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中收集的信息是保障被检查人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公开被检查人信息的行为如违法或不当，就有可能侵害被检查人的权利，给被检查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在相关立法中确立被检查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在食品安全行政检查程序中赋予被检查人程序性权利的同时完善对被检查人信息侵害的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撤销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撤销权是指行政主体消灭其所作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权力。行使撤销权的正当行使具有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如果缺乏对其有效控制则会导致很多弊端。建议应在立法上着重对行政撤销权制约机制的制度设计。包括：确立公共利益优先和信赖保护原则、明确规定适用撤销决定的标准和情形、加强程序设计、建立内部追责机制等等。     

第三部门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受理标准问题研究

第三部门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行政复议的受理标准问题,即第三部门从事的哪些活动可以被认定为是行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行为,从而可以纳入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考察英美法院认定哪些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经验,以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主线,以权利的救济和保障作为宗旨,研究针对第三部门行政复议的受理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

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机关针对违法情节严重而又不改正或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也不是对行政处罚的执行 ,还非一般行政信息公开 ,而是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义务的一种执行手段。公告违法行为应当以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为前提 ,且要处理好行政效果、公众了解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之间的适度关系。应当完善公告违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及其程序 ,并赋予行政相对人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     

论我国限制出境的司法救济

限制出境,是世界上多数国家为保护国家安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通过立法建立的对本国公民或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的出境权予以限制的一项制度。在我国,主动型的限制出境是行政处罚,被动型的限制出境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被动型的限制出境中,由于前阶段参与机关的参与行为具备直接对外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若有不服,应该针对该参与机关提起诉讼,由该参与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