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变迁

一、五十年代印尼华人社会的“再华化”五十年代印尼步入民族建设阶段。需要调动全国各族的积极因素共同建设国家。作为印尼统一民族构成部分的华人,其经济是印尼民族经济的构成部分,其文化是印尼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华人社会理应顺着印尼社会的变化、印尼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华人社会理应顺着“当地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时印尼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却促使着华人社会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再华化”的社会现象是五十年代印尼国内外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阿拉伯两大族类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犹太属性、内部殖民主义和分而治之是以色列处理与国内阿拉伯人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以色列的民族政策造成阿拉伯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遭受挤压、歧视,成为经济落后、政治孤立的少数族类,与主流社会十分疏远。这一现实与以色列理应将全体国民纳入其民族国家构建范畴,以塑造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国族认同的民族构建产生了直接的悖论,并且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     

国际机制与和谐世界构建：基于亚太地区的视角

国际机制是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和谐互动的基本手段。构建和谐亚太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切实步骤,积极参与和完善亚太地区有关合作机制,是保障中国与本地区其它国家共享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条件。当前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若干不足。未来中国与其他相关方仍需立足于地区实际,稳步推进本地区相关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和谐地区建构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依托。     

中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问题

中亚五国系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它们是1991年底先后独立的，在建设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过十年。十年来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民族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本文简要介绍这些国家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遇到的与民族因素有关的几个问题。     

我们是谁?——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

作为中亚小国,塔吉克斯坦从独立到发展充满艰难。在这个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内部部族政治较为突出的国家,民族国家建设充满了挑战。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爆发的内战释放了巨大能量,弱化了国家的权威性。塔吉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部族政治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复杂交错,影响着塔吉克斯坦社会转型的方向与进程。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尼日利亚宗教问题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不利影响

尼日利亚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它往往同民族问题搅缠在一起。宗教问题在尼日利亚时有爆发,且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该国实现其大国梦的一大障碍。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体化与培育统一的归属感、认同感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民族建构,是包括尼日利亚在内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里,宗教问题既不可避免,又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消除。只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矛盾,才能构建和谐的宗教关系,促进国家民族建构,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政局动荡、族际关系紧张,甚至是国家解体的严重后果。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世界中屡见不鲜。本文拟就尼日利亚宗教问题的由来与演化,及其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不利影响作一探讨。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民族本源、地区基础、全球视野

作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路径的三个维度,民族本源、地区基础和全球视野呈现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的层次与过程,以及全球社会中文化分化与整合的逻辑。民族本源强调的是本地文化传统之于现代化的现实意义;地区基础针对的是基于共同利益,强化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地区内部的文化合作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全球视野的维度立足于文化开放时代,面对的是在全球社会中开展文化对话,以"和谐"观念推进全球伦理建设的远景目标。     

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帝国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内部看是如何处理帝国后遗症与走向正常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看是关于走向西方与面向欧亚之间的矛盾。在经历国内政治、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的外交博弈，帝国之后的俄罗斯其国家定位必然是建设在面向欧亚基础上的正常的民族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十周年

20世纪末,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取得了自由,恢复了民族国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1991年8月31日,在塔什干市宣布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从此,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了建设开放的民主国家、实行经济改革、恢复历史和民族自我意识的艰难历程.     

新加坡英语儿童文学(1978~2012年)发展研究

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生存阶段、效率阶段、能力阶段。新加坡有4种语言出版的儿童文学。新加坡英语儿童文学的发展见证了新加坡政府力图创建新加坡民族魂的决心和重构民族认同、民族道德观的过程。     

新加坡的军事外交及启示

军事外交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加坡希望通过有效的军事外交,提高新加坡军队的威慑力和影响力。新加坡军事外交内容丰富,主要有参与海外军事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强化与大国的军事关系等。总体来看,军事外交起到了维护新加坡国家安全的作用。其中一些做法对中国军事外交的开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新加坡威权政治：特征、基础及其走向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以集权主义的现代形式去推进国家建设，以勤政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解决不同时期的历史课题，将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行为纳入一种既有传统精神又有现代气息的政治秩序之中，使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能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创造了举世称道的“新加坡奇迹”。新加坡威权政治及其演变，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建设而言，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新加坡法定机构的运营模式及启示

新加坡法定机构在功能和运营方式上兼具公共性与经营性的特点,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新加坡法定机构的内涵与运营特点,介绍法定机构设立的原因和产生的模式,分析了法定机构的功能,并探讨新加坡法定机构制度的启示。     

中国南宁至新加坡旅游通道建设构想

建设中国南宁-新加坡旅游通道,不仅有助于中国与东盟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而且对维护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和平发展,促进沿途各国各民族繁荣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广西和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旅游资源丰富,各方以大通道为依托,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品牌,开辟旅游精品路线,强化保障措施,可使其成为东亚旅游经济增长带。     

新加坡“发展导向型”政府的成功实践

本文旨在分析新加波"发展导向型政府"是如何制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并保持经济持续繁荣的.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及其借鉴意义

新加坡是东南亚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个东方传统文化浓郁、现代文明同样活泼的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到过新加坡的人常常回味那绿树成荫的自然美,和谐高雅的人文美,国泰民安的祥和美,爱国敬业的精神美,热情真诚的情义美,这些都折射出新加坡道德教育的良好成效.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全球化时代下国家转型的多样性：对新加坡经验的再反思

从全球化的推动性效应出发,先行研究强调,随着经济开放性的日益提高,“治理型相互依赖”是各国政企关系的发展趋势。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增强了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转型能力。新加坡常被认为是证实此假说的典型案例。然而,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的深入挖掘,本文认为,新加坡并不存在这种“治理型相互依赖”的政企关系。主要原因有三：（1）国家长期对外部威胁的感知;（2）政府与企业利益缺乏统一性;（3）私有企业长期性弱小。通过对新加坡案例的再反思,本文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的转型能力与转型路径并非是“趋同”的。而这种差异性往往取决于国内工业结构与政府角色的特征。     

日本国号“大和”新解

本文通过对日本的《养老律令》和《地名标记二字好字化令》以及中国儒道两教中的"大和"与"和"的概念等的考证和分析,探讨日本国号"大和"的意义所在,认为"大和"乃由"大"加"和"二字组成,其"大"字和日本在此之前的国号"大倭"、"大养德"、"大倭"(第二度)中的"大"字一样,在政治取向上都有追求"大一统"的意味;另一个字"和",则是为配合律令制的确立及推行而使用的,故其全部的语意很可能是为实现"大一统",让以礼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度能够在"和"思想的保驾护航之下顺利发展,发扬光大。     

族性视野中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比较研究——基于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观察

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