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权力思想

民族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权力形式的主要指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权力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在维护国家权利、协调国际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国家权力的扩张又必然，中击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个人自我的认同，再加上极权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使民族国家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陷入二难的困境。吉登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且有益的尝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但其思想理论具有不可超越的阶级局限性。     

国民意识培育: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及其进路北大核心CSSCI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需要从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中寻求基本进路。“国民”是伴随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基于一元化国民权利搭建的政治制度安排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现代国家语境下的国民意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进程中被逐渐塑造起来的,它既具有民族国家形态下国民意识的一般性,也内含中华文化基因,表征中国现代国家特性。无论从民族国家一般特性,还是从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国民意识都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这种内核体现为国民意识是增进共同性的前提、是支撑共同性的主轴、对增进共同性具有根本性效能。通过国民意识培育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进路,主要包括:坚持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保障国民合法权益;加强各族人民共有奋斗历史教育,铸牢国民共有精神家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国民交流互动平台;赓续共同利益,塑造国民集体行动意愿。     

公民权: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品

考察中国农民问题,公民权短缺是其主因.公民权建设滞后,公民权发展不足,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结构性缺陷.作为基本公共物品的公民权,其实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技术,是现代国家谋求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放眼世界,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一国家,公民权的保护程度通常也比较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公民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指标.中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迫切需要提升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能力.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

西力东侵改变了中国国家形态演进的轨迹,传统的"家-国"政治体系缺乏必要的政治动员能力,难以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胜出,构建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构建民族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国家认同的具体对象。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构建认同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成为全民共识。西方国家施加的外部压力,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这种愈发稳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弥合了国家疆域与民族区域的张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石,为执政者提供政治动员的思想资源,并构成国家认同的内核。然而,在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中华民族认同有弱化的趋势,这不仅不利于全球化时代凝聚全民族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为此,需要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建设。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背景下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促成国家和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于是,中华民族的演进,就在经历了古代存在、现代构建两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当代重塑阶段。在这样的当代重塑过程中,中华民族出现了内部结构优化、民族意识提升、整体功能增强和外部形象改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日益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其他民族尊重的优秀民族。同时,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也将在对民族复兴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要求与时代特征

马克思以现代生产力发展为主轴,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生产推动的世界历史变迁,彻底改变以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为纽带的民族社会,明确提出民族交往空间由民族性、区域性拓展为世界性,逐步形成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交往空间格局,阐明了民族、民族交往、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认识与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理论方法和基本原则,为我们探索中国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理论遵循。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政治载体,民族问题必须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总目标下来认识和解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要求,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理论的时代特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建设一般是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基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基于公平的民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恰恰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阶段的描述,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继续推动和实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     

教育与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以云南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为例

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因素,赋予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特殊的蕴意,即着力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这较之于内地其它地区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是一种务实之举,对于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构建云南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上)北大核心CSSCI

民族国家构建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中国先后两次构建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构建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两次选择过程中又先后受到美国联邦制和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两次单一制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具体内涵、过程和结果有所同有所不同。两次单一制选择的复杂历史过程,引发对相关政治学问题的诸多思考:单一制的本质及与联邦制的区别、关联和现代中国单一制的属性特征;现代中国选择单一制与借鉴联邦制的缘由抑或必然性以及历史和现实价值;建设和完善这一国家基本制度的关键和基础。     

从民族国家到公民国家——构建和谐民主的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对国内民族众多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并非是解决民族与国家矛盾的最佳形式.所以民族国家必须向更高级别的公民国家发展.公民国家建立在所有公民权利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并在市民社会领域承认民族成员的民族权利.但民主和谐的公民国家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从民族政治民主化到民族政策文化化,再到民族成员公民化的长期过程.     

和谐社会建设中民族精神弱化原因及对策

民族精神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多民族国家中能对各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民族精神强大的凝聚力能推动政治社会化,最终影响综合国力,影响国家的发展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不断弱化,如何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     

建设新疆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思考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以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可以化解当下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发展的失衡;能够为新疆各民族的整体性、全方位发展提供心理导航和价值支撑。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路径是实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以理性精神培育共有信仰文化,用现代文化奠定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群众与国家：对“国家构建”理论的一种反思

本文从探讨国家构建（文中等同“现代国家构建”）作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出发，考察国家构建问题在中国政治中的独特展现方式，提出既有国家构建理论缺乏群众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关注基于群众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独特历程是审视中国现代国家未来走向的前提和基础。     

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现代政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发轫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确立和发展,政党出现从手段向目的演变的趋势,这导致党魁集权专制和政党组织涣散,并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把政党纳入国家制度,还政党手段性组织本原,实现国家与政党现代化之双重目的。文章简单考察了现代中国政党。由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形成了党国体制,中国政党既是政治手段又是政治目的,并向目的性政治组织演变,这导致"寡头统治铁律"不断上演,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产生执政合法性问题。因而,回归手段性组织本原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必然。这就需要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回归社会、重建基层组织和实行党内民主改革。     

论经济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基于新疆人口迁移的视野

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已经与人口地域间的迁移变动如影随形，成为考察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本文从新疆人口迁移的视野出发，分析探讨在迁移群体经济交往中民族关系的动态变化和构建友好民族关系的路径选择。     

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的文化精神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价值取向浅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发展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意志和各族人民的意愿，根据中国民族关系的特殊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统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现代预算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求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现代预算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将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基础与保障性的作用。这就要求,现代预算制度的构建,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进行。因此,有必要明晰现代财政制度、现代预算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并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如何构建现代预算制度。     

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现代化治理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重要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洞察了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把握了构建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党的领导在政权建设中得到具体实践,并创造性地构建了开放式执政体系,开展了选举政治和社会自治相结合的伟大实验,空前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治理理念生发与实践的重要阶段,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沃勒斯坦的国家理论述要

沃勒斯坦的国家理论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其一,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它是推动剩余价值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关键因素。国家同时也受到现代世界体系一系列规则的制约,有限性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特征。其二,国家与阶级和地位集团。三者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制度性成果,但国家处于核心地位。阶级斗争和民族—种族集团(地位集团最主要的一种存在形式)运动都是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国家是阶级斗争和民族—种族运动的舞台。其三,国家与社会科学。国家不是一个自足的实体,因而社会科学研究中合法性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现代世界体系,但国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键性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