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开篇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不断升温,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化。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聚焦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问题,少有涉及党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研究。其实,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共就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尤其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央苏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开篇。     

中央苏区红军西路军行动的积极意义

中央苏区红军在赣江流域分为东、西两路军后,西路军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战略方向和战略中心而形成新的战略行动,并非完全是“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产物,由此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积极意义。西路军以西线战场的开辟配合了东路军的胜利进军,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准备新的反“围剿”战争创造了条件;在推进根据地发展中增强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相互联系的战略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整顿河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挽救和凝聚了革命力量,增强了革命队伍的信心;在具体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基点和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与维护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一个时期曾成为中外研究者议论的中心话题。似乎首先是叛徒龚楚在他的《我与红军》的回忆录中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港台一些作者乃竞相援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综论

中央苏区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权建设的同时，对法制建设也十分重视。虽然中央苏区并不存在系统地对法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机构，但从既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法学观。中央苏区的制度文本和法制实践反映着当时中共高层对作为政权建设中重要一环的法制建设的初步想法和计划，中央苏区的法制理念与实践为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

刘少奇从１９３２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到１９３４年随红军出发长征，在中央苏区生活和战斗了近两年的时间。他用极大的精力整顿和健全了中央苏区的工会组织，指导和发动工人群众努力生产，参军参战，组建红军工人师，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他提出的国营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意见，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同毛泽东的合作中，他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和日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简述中央苏区出版业

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7年,可在这7年当中,中央苏区出版业从萌芽走到蓬勃发展的兴盛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业的壮举。考察、研究这段出版业历史,加深对共产党的历史的理解,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出版业的发展,都是不无裨益的。中央苏区出版业从时间上算,它是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相吻合的。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巩固、发展,中央苏区出版业也经历了它的萌芽期、成熟期、蓬勃发展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本文将着重对中央苏区出版业蓬勃发展时期的表现及原因作一个客…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赣州调研及思考

赣州是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首府,2012年和2014年,为促进赣闽粤原中央苏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和《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几年来,赣州革命老区发扬苏区精神,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振兴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为其他老区特别是川陕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四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国家的大力支持,二是高效的对口援助机制,三是重大项目的推动落实,四是全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先行先试的政策机遇。赣州经验说明,落后地区振兴发展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支持和外界援助结合,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基于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基础上的振兴发展之路。     

全面小康：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差距与振兴对策

以赣南为核心的原中央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状态在全国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山区很有代表性。全力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加速奔小康步伐,其影响和示范作用无法估量。中央已经把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除了将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将执行西部大开发大政策组合的投入,比如财政与税收政策、金融与投资政策、人才开发与科教文化政策、产业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等等方面。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各级党委、政府要抓住历史性机遇,继续发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抓紧编制省、县（区）具体实施规划,努力在体制机制改革上,大胆先行先试,催生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老区的自身造血功能,合力推动老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客家文学与中央苏区文学源流初探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它与中国革命走到了一起,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客家文学从内在精神、创作队伍到艺术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为中央苏区文学提供了借鉴或支持,是中央苏区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与实践

旧中国妇女深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对妇女所遭受的苦难进行分析,为解放妇女作了不懈努力。虽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有过偏差和失误,但仍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特点,大大提高了妇女地位,维护了妇女权益,也推动了中央苏区不断壮大。文章针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的理论、法律和组织保障、婚姻自由和政治参与等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局部执政中的突出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期,毛泽东主要致力于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军事“围剿”,没有直接参与筹备工作,但是,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毛泽东为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建设以至民生建设和政府机关作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时期的创造性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科学化述评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中国革命道路得以开创的关键,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架构。     

中央苏区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当时青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的经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借鉴。新时代青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本文通过对中央苏区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系统总结苏区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启迪和思考。     

中央苏区时期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执政的尝试,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通过法制建设、民主选举、发动群众监督政府等形式推进苏区民主政治建设,切实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中央苏区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民主的地区。中央苏区时期的成功探索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

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预防腐败的＂一路、三清＂新思想,孕育于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那时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实践。毛泽东廉政思想根源于党的宗旨,核心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贯彻的重要途径是＂两个深入＂。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制度基础一是设立廉政机构,二是健全廉政制度。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中央苏区＂三清＂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在于：一定要坚持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坚持反腐败斗争,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实事求是与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央苏区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期间，有胜利，也遭遇过挫折和失败。我党依靠实事求是，努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的来看，坚持实事求是，为推进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坚持实事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成为解决革命重大现实问题的指导理论；坚持实事求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央苏区广大群众的共同信仰。总之，在我党的不懈努力下，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普及，推动了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柏露会议历史地位的探讨

柏露会议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会上,毛泽东力保袁文才、王佐,提出主动出击赣南闽西的策略,得到会议同意。由于井冈山红军主力的出击,才使赣南、闽西的武装割据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才有日后中央苏区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