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礼仪

我国的书信是一门独特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辈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密的《陈情表》等。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人用帛、竹简、木板做书写工具。《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已经有“册”字，像用两根绳子把竹片编联在一起的样子，只是竹简容易腐烂，所以没有保存下来...     

《尚书》与德政观念

《尚书》最早称为《书》。“书”本是竹简的泛称，商周时期，人们在竹简上写字记事，一根竹简上只能写一行字，字数多了，就分为几个竹简写，然后用丝带或者熟牛皮绳编连起来，这就是古代的“书”。     

“红宝书”大热探秘

《毛主席语录》的封面大多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因此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梢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同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     

警惕学习的异化

近读《中国档案报》编辑出版的一本《解读尘封档案》，其中详细记录了“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的编写过程，思考良多。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提出军队要掀起学毛著高潮，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又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解放军报》要登语录。于是军报开始在头版登语录。1965年8月1日，64开本《毛主席语录》发行，每个战士一本。地方上起而效仿，1964年5月到1965年8月，军队为地方代印《语录》1200余万册。     

警惕学习的异化

近读《中国档案报》编辑出版的一本《解读尘封档案》，其中详细记录了“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的编写过程，思考良多。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提出军队要掀起学毛著高潮，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又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解放军报》要登语录。于是军报开始在头版登语录。1965年8月1日，64开本《毛主席语录》发行，每个战士一本。地方上起而效仿，1964年5月到1965年8月，军队为地方代印《语录》1200余万册。     

重庆文化“核变”效应

曾几何时，重庆被人称作“文化荒漠”。可短短几年，重庆已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地标”：如火如荼的“唱读讲传”、川剧《金子》、大剧院的芭蕾舞、走向全国的“红岩联线”、杂技《花木兰》远赴美国演出、《摩尔庄园》畅销上百万册……     

识贤·得贤·用贤

刘向的《说苑》、《新序》中有许多识贤得贤用贤的故事和独到之论，其中船夫固桑关于“健羽”和“细毛”的妙喻和齐桓公在选贤任能方面的经验教训，尤令人玩味，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我读《论语》思直道

据说《论语》有二十多处谈到“直”字，这不由得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和关注。我首先去查了《辞海》。作为价值观念的“直”字，主要有两层含叉，一是公正、正直；二是坦率、直爽。尔后我就认真地阅读《论语》。确实，在《论语》中关于“直”的论述很多，“直”是孔子思想体系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伦理范畴。所以。我用“直道”一词采谈谈我对《论语》中“直”字的理解。     

《当代党员》成为宣传重庆的重要窗口

2004年以来，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总编会根据形势发展和受众的需要，提出了“市场第一、读者优先”的理念及用生动、鲜活、有思想的新闻产品适应读者需求等重要办刊思路。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市委机关刊物《当代党员》在全市乃至全国的影响日益提高，已成为宣传重庆的重要窗口。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当代党员》已有32篇稿件被《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知音》、《青年文摘》等报刊转载，其中《邓书记受委屈之后》、《酒家为何”坚决不接待乡干部”》被《人民日报》转载，《让农民版画“叫好又叫座”》被《中国文化报》头版转载。     

数字时代的期刊风采

2013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百强报刊”推荐活动，《当代贵州》杂志作为贵州媒体中唯一入选者跻身其中。据了解，全国有9家党刊入围“百强报刊”：《党建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党员文摘》、《共产党员》、《党的生活》、《新湘评论》、《南方》、《当代贵州》。     

真理在“中间”

斯大林说：“真理在‘左’和右中间。”此话正确，也很精辟。斯大林自己把握得怎样，姑且不论，但这句话说得确实好。中国的儒家实早有此意。《中庸》谓，执其两端用其中；《论语》谓，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亦即“两端”。“过”与“不及”都不对，“用其中”才对。     

高玉宝创作《高玉宝》的故事

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于1955年出版发行后，国内一些出版社多次再版，仅中文版累计印刷发行S00多万册，创下了我国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其中，小说中的《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还被编入中小学课本，教育了几代人。然而，当年高玉宝创作该部小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不久前，高老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讲述了许多这方面的逸间趣事。     

廉政漫画

战国时期的“蔽竹”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举报箱”。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李悝首先帮助魏文侯建立了举奸揭凶、惩污治吏的举报制度。官府在人们不常走的街道设立了“蔽竹”，就是一只圆形的筒，长约尺许，上方有—个大约三寸见方的小口，以便检举人将写有揭发内容的竹简塞入筒内。后来，李悝还专门把设立“蔽竹”的经验写进他的著作《法经》中。     

勤政不是帝王的好品质

如果要我列出历史上三位最勤政的君主，我会说是开创帝制的秦始皇、明朝的朱元璋与清朝的雍正。《汉书》记载了秦始皇的勤政程度：“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秦朝时纸张尚未发明，文书通常写于竹简上，秦始皇日夜操劳，每天批阅的竹简达到一石。一石，相当今天一百二十斤。有人统计过，一石的竹简大约有三十万字。这个批阅量是非常凉人的。朱元璋的勤政堪与秦始皇媲美，他自述：“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天未亮）即临朝，脯时（下午五点）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白天忙得焦头烂额．夜晚还耍仰望星空。     

“义”与义、利之辨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首先提出“义”的概念。《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里对“义”字有很多的论述，我们今天所谓“义”即源于此。那么，儒家的“义”是什么意思？     

高玉宝创作《高玉宝》的故事

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于1955年出版发行后，国内一些出版社多次再版，仅汉文版就累计印刷发行500多万册，创下了我国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编人中小学课本，教育了几代人。然而，当年高玉宝创作小说《高玉宝》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不久前，老作家高玉宝接受笔者采访时，讲述了其中的许多轶闻趣事。     

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

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它们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构成了“红色文学经典”。     

《易传》、《中庸》中的生态意识

《易传》、《中庸》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思想对当前构建新的生态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易传》提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物之所生之模式。《中庸》亦提出万物由“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所生出。既然万物均由天地化育，那么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的人与万物其它成员乃“民胞物与”，应该“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中的“裁成辅相”和《中庸》里的“参赞化育”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这一能动性在“尽物之性”的基础上发挥。     

土族“花儿”的特色

土族少年“花儿”是用汉语叙唱的土族爱情歌曲（土族情歌是用土语叙唱的），曲式大多数上、下两句，以五声音阶的商、徽调式为主，有音域宽广、旋律起伏频繁，自由辽阔等特点。有20余种不同的曲令，如《好“花儿”》令、《尕连手》令、《黄“花儿”姐》令、《红“花儿”组》令、《尕妹妹》令、《尕三妹》令、《杨柳姐》令、《粱梁上浪来》令等，以上曲自命名是以曲调内特有的衬词句为曲名，也有按地方名称命名的，如《东山》令、《丹麻》令、《五十》令等，有些歌手把土族少年“花儿”称为《土族》令。     

“快女微电影”的镜头表现与背景音乐

“快女微电影”系列在空间性叙事中，从“视…听”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能够为微电影创作带来灵感和启发，因此将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快女微电影”系列影片由十部微电影组成，分别名为《梦游症》、《曼陀罗》、《天亮以前》、《宝贝》、《我愿意》、《小忻黑夜》、《光明骑士》、《果20的48小时》、《在一起》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