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与弱势的错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分析

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及大众传播媒介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动力因素。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动力因素中的家庭及学校处于弱势状态,同辈群体与大众传播媒介则补位过度,出现强势与弱势的错位,严重影响了其正常社会化。     

同辈群体对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影响的心理机制研究

作为青少年时期道德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同辈群体以其独特的性质对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辈群体对青少年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有其特殊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群体间的对比效应、群体内的同化与分化作用、同辈成员之间的社会比较以及模仿与从众。而对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引导则应从开展积极的道德实践活动、营造健康的同辈群体亚文化和良好的道德文化大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     

群体社会化理论下流动儿童社会化的三种倾向与乡土回归

流动中国的到来伴随着流动儿童的规模增长。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父母和家庭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儿童社会化主要是在同伴群体的同化过程中实现的。流动儿童群体与父母远离家乡熟人社区,流浪在乡土文化之外,在陌生的城市具有缺乏同伴群体的特点。作为弱势群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社会化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问题。从社会化研究的三种角度审视流动儿童,发现其社会化的过程伴随着乡土文化的断裂、畸形人格的形成和个体角色的模糊的三种倾向。营建一个具有同伴群体现象和稳定社会文化交流传递机制的社会环境是引导流动儿童群体健康社会化的现实路径。本文把这一过程称为"乡土回归"。     

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支持研究述评

本文在收集国内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策、非政府组织、学校、家庭、同辈群体等层面进行文献分析。发现:总体上,当前我国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较低,城市融入感也较弱;国家关于流动儿童的政策相对滞后;流动儿童获取社会支持的关键在于学校和家庭,而学校支持和家庭支持的源动力来自政府支持。根据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在政府的领导下搭建完备的社会支持网络平台,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社会融合与向上流动等政策建议。     

网络同辈群体——影响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随着“网络社会”的日益到来,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也由传统的真实社会化模式向虚拟社会化模式转变,网络同辈群体正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产物,成为影响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因素。本文在指出网络同辈群体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流动好?留守好?——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比较

本文立足于实证调查数据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智育社会化与生活社会化方面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身心健康、知识面广度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总体社会化结果上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理想,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     

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

随着人类社会的急剧变迁，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青少年获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文化传承上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的现象，即“反向社会化”。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的，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全球化、互联网与大众媒体、青少年参与及同辈群体等，由此构成了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青少年同辈交往的性别分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

对城市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同辈群体是青少年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他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同辈交往方面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其相异之处,其中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少受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束缚;青少年在同辈交往中存在性别隔离现象,但在该问题上青少年的观念和行为并不一致;青少年对同辈的男性气质特征认可程度更高。     

犯罪青少年的社会化基础--电影《新警察故事》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电影《新警察故事》中犯罪青少年的解析,揭示了青少年走上犯罪歧途的社会化基础:家庭教育畸形,包括家庭环境的影响、需求缺位和情感怪圈;电脑游戏模拟及此过程中的角色领悟偏差;同辈群体同化及群体亚文化的构建等几个方面。     

对加强军营"同辈群体"管理和引导的理性思考

军营“同辈群体”是一种非正式群体 ,对官兵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应加强对“同辈群体”现象的研究 ,通过科学管理和正确引导 ,克服其消极影响 ,发挥其积极作用。     

浅谈我国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支持问题

对于我国城市流动儿童这部分边缘群体，社会、政府、学校应从多个方面给予特定的关怀和教育支持。督促各地政府各部门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学籍实现全国统一管理；试验创新教育经费的发放方式—教育券；审慎对待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边缘化的生活——中国改革过程中女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女民工,她们抱着不同的理想来到城市,其工作和生活状况虽各有不同,但多处于社会的下层,但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向生活低头,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流动人口的社会化与犯罪防控

随着流动人口犯罪率的逐年上升，外来流动人口逐渐成为城市违法犯罪的主体。对广州外来人口犯罪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社会化程度偏低是目前引发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建立服务型管理模式，加强社会化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规范意识，是实现对流动人口犯罪防控的有效途径。     

论法律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然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农民工的保护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构建一个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补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改革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个无根的“90后”非市民群体——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生存现状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群体访谈的方法,对上海市＂90后＂农民工同住子女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作了全景扫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0后＂农民工同住子女在学校教育中表现出＂转校频繁＂、＂英语学习困难＂、＂学习资源缺乏＂等现况,但其同伴交往良好;2.＂90后＂农民工同住子女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正逐步自我接纳为＂新上海人＂,未来不想成为＂无根的非市民;＂3.为了生存与发展,＂90后＂农民工同住子女具有强烈的升学意愿;4.对于未来的职业定位,＂90后＂农民工同住子女几乎都不愿从事父辈一样的工作,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等受人尊重、服务社会的职业是他们大多数人共同的职业理想。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探索

我国一些地方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专门建立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但实施困难、认同度低,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违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与其重建一套制度,不如在改革城镇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分层、分类直接把农民工吸纳进入城镇保障体系,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而且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现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该文从流动儿童父母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文化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等方面剖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现状,并以此提出对策从而促进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     

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下的边缘人口内涵界定与特征探析

边缘人口是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产生源于体制或制度的缺陷,对社会资源占有的非公平性容易使其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边缘人口的构成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边缘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失地农民、流动儿童和低保边缘人口,他们具有面临权利贫困困境、生活质量低层次、依靠自身力量很难改变所处的边缘地位、“相对剥夺感”真实而强烈、不等同于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     

Liked by Peers or Liked by Teachers: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Bullying over Time

ABSTRACT

We examined the tendency for high status children to bully their classmates. Children liked by peers only (LPO), liked by teachers only (LTO), liked by both (Both), liked by neither (Neither), and children with average peer and teacher liking (Average) were compared on self-, teacher-, and peer-reported bullying. Participants were 676 fourth-grade children (50.7% girls). Children in the Neither group evinced the highest level of bullying, whic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fall to spring. We found little evidence that children in the Both group differed from other groups or that their bullying increased over time. Self-reported physical bullying increased for boys in the LPO and Average groups and for girls in the LTO and Neither groups. Gender-specific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