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国民素质对政治改良的制约作用,梁启超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他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大力提倡新的国民素质,努力探索"新民"的途径和方法。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在20世纪初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对当今我国提高国民素质仍具有借鉴意义。     

日本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福泽谕吉智德观述评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智德"是福泽谕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先"智"后"德"的模式。智德虽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没有智慧的道德就是"无德",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和导标。通过对福泽的智德观及其与文明关系的分析,论述了福泽的智德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德智关怀。     

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梁启超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

现代学术界公认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现代化的开启者是西方学者帕森斯,他认为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跃进而非个别部分。随后英格尔斯提出了人的现代化学说,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然而,早于这些学说六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梁启超便提出"新民说",其实质是中国文化改造论,也是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论,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中,涉及了少年乃至国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观念。强调人的现代化在于新民文化,其根在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更新。同时,文化新民要有新制度相匹配。应当说,梁先生可谓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学说的开创者,他的超前思想在今天仍有许多借鉴和启发意义。     

梁启超的女子解放三部曲

梁启超的女子解放思想可以为三个向度：身体解放—戒缠足;思想开化—兴女学;男女平等—倡女权。但不论是从身体、思想还是政治上争取女性的解放,都是梁启超试图塑造＂新民＂的一种途径,通过提高作为＂国民之母＂和＂女国民＂的女性的身心素质,进而实现强国保种梦想。他的女子解放思想关注的只是大写的虚拟的作为国家构成元素的女性,而不是小...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是他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基础是他一直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他明确地反对思想学术"定于一尊",反对学界"宗师一统",而主张"学界各派并立"。在谈到教育思想时,梁启超明确主张"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由此,他提出了"尽性主义"的命题,即认为应该把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作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必须注意保护和培养自己的自由意志,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价值;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趣味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趣味教育",他认为,成功的教育事业,全在唤起受教育者的趣味,培养人们对做学问的乐趣,这才是教育家最大的本事。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无论是"尽性主义",还是"趣味主义",都是对传统教育思想一种尖锐的挑战。     

从近代化视角看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梁启超从近代化的视角阐释民权学说 ,震撼了闭关自守的中国 ,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的精神动力。他把“以群术治群” ,作为民权思想的核心 ,奠定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 ,试图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他倡导开民智、新民德、提高民族素质 ,促进人的近代化 ,具有兴民权的长期效应。     

中国近代未能走上法治国家道路原因再探

自17世纪中叶英国率先成为近代法治国家后,欧美许多国家及亚洲日本也先后走上法治之路。但是,中国近代法律改革却艰难曲折,未能实现法治之梦,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才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探寻制约中国近代难以步入法治之路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下我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和法治改革正确路径。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与对外扩张

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日本的“文明开化”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启蒙的任务 ,以明治十四年福泽谕吉的《时事小言》出版为标志 ,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鼓吹“内安外竞” ,加藤弘之宣扬“优胜劣败是天理” ,西村茂树提倡道德复古 ,他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和道德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 ,为日本疯狂的对外扩张、侵略提供了社会意识和理论基础的准备。     

实用善变:现代日本体育的振兴之道

战后日本体育大致经历了"全盘吸收美国的生活体育期"、"重视学生学力体力期"和"快乐体育加生涯体育期",整体堪称"实用善变",因积极打造日本新国民而载入史册。这既与当时的日本国势紧密相连,更和日本的国民性息息相关。日本体育之成败得失,可资借鉴。     

清末民初梁启超二元政体观念研究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他对于立宪之初中国政体的规划是一种"二元体制",在国会参与政权的同时君主也保留相当的权力。民国建立后梁一方面反对民权激进派极力扩张国会权力、强硬坚持政党内阁制,主张保留总统一定实权;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无限制扩大行政部门权力、甚至不惜帝制自为。梁启超强调立法与行政两部门之间的平等地位与权力平衡,他依然坚持着其二元政体设计。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文明“中突”：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经济、制度、认识原因,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文明的融合出现不和谐现象--城乡文明"冲突".为了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消解这种"冲突",这就需要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加强城市建设、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和提高国民的认知能力.     

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

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认为乐学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军歌、学校歌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音乐教育可培育国民品格、陶冶性情和振奋精神。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未来国民教育导向的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于国民素质的要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汶川大地震前后所展现的国民素质与精神看,要把国民理性从"共患难"推向"同富贵",关键在于国民之个别理性向公共理性的提升,在于通过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不断教育,实现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改革逻辑的历史演进

中国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之一即实现现代化。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国对改革之现代化目标的规划,历经了一个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到制度、治理层面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和国家整体层面的全面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基础教育统筹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并将其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目标之一。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基础教育面向广大国民,惠及千家万户,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也是保障公民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苏轼诗文“因物赋形“精神探微

"因物赋形",是苏轼为人为官真实的自我写照,也是"东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因物赋形"精神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每到一地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二、每到一地,喜欢之、热爱之,将其视作第二故乡.三、无论升眨,每到一地都要尽其所能为百姓做好事.     

传统文化·公共理性·思维方法——“现代人与公共文明建设:以阳明思想为启示”学术论坛述评

公共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核心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精神文明导刊》、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机构联合承办"阳明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国际论坛之分论坛"现代人与公共文明建设:以阳明思想为启示",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不同地域、族群文化的公共文明建设标准,网络公共空间中的网络霸凌、网络评论等不文明问题的表现、特征及其发生机制,并对公共文明建设的路径进行了多维度的学理性探讨、现有路径方法的回顾总结与当下实践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不同领域、层次的行动者力图在"主客体相互协同、制度结构完善"的基础上,采取自觉的合作行为与集体行动,破解公共文明建设中的新问题、新难题。     

试论死刑的存废问题

死刑的存废历来有着较大的争论。在理性层面上,死刑终将走向消亡,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实层面上,死刑存废问题的立论存有偏差,论据也有片面性。因此,决定死刑存废的根本因素在于人类的文明程度,即人类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以及国民确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