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胜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危机

正代议制民主再次成为政治理论建构中的前沿论题。代议制民主框架之所以再次成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原因有三点:一是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民选政府在欧元危机中被技术官僚政府取代;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停滞的政党体制导致"别无选择"魔咒爆发;三是"愤怒者运动"和"占领运动"再次暴露了制度的运作缺陷。虽然这种批判吸收利用了代议制度通常遭受的质疑,但是对代议的当代解释中仍有一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观点就是制度性代议,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     

良性社会的政治:对话斯蒂芬·沙洛姆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参与型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或Parpolity)理论创始人斯蒂芬·沙洛姆(Stephen Shalom)在2010年3月31日接受了新左翼网站(New Left Project)主编阿列克斯·杜赫提(Alex Doherty)的专访。在访谈中,沙洛姆认为,其参与型政治理论主要受到了左翼理论的影响,参与型政治是参与型经济的政治补充。沙洛姆还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为切入点,分析了参与型政治模式与代议制民主的不同之处,同时阐述了参与型政治模式的框架问题,并对社会运动与参与型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持续深化的欧洲政党危机

在传统的欧洲政治中,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是欧洲代议制民主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核心政治力量.以议题竞争和选民动员为基础的政党政治,是欧洲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标志.然而近30年来,欧洲传统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却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暂时性或周期性的,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衰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政党危机的探讨就开始引起了欧洲学界的注意,各种经验性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欧洲政党政治的生命力已陷入危机的事实,而从最新的研究成果看,欧洲政党的危机仍在持续深化.     

论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政治逻辑

福利国家是对战争国家的反动和取代,它自身有一整套区别于战争国家的特征和行为逻辑,其根本矛盾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市场经济化相互交织,导致它成为"经济国家""管理国家"和"交易国家"。福利国家的基本政治逻辑决定了它的危机不只是财政上的而是全面的。代议制民主作为福利国家的基础性政治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否决点"来观察其弹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性法团主义、极化小党和反代议制社会运动来观察其遭受冲击的状况。福利国家危机确实深重,但轻言福利国家即将崩溃则过于草率。     

"社会国"的终结?——艰难前进的德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

一场围绕社会福利和竞争力关系的辩论在持续了一年后,将德国代议制民主所包含的"代理"政治以及充满理性辩论的公共交往方式发挥到了极致。     

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本文剖析了拉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形式,认为该运动开辟了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新路径。不同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主体构成,拉美新社会运动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的抵抗行动;从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看,不是通过革命政党组织阶级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而是由一种不规范的、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发展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的斗争形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新渠道;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形成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意识来维系组织自身的运转。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双重碾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仍面临诸多挑战。     

浅析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兼论“政治民主化”与“台独”的关系

依据西方的民主理论，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人民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参政议政权、政党公平竞争、普遍选举制、代议制、司法独立，以及各种各样体现民主、分权和监督制衡精神的，关于政府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的法律规范。本文试以这一理论来检视、分析一下台湾自1987年解除戒严至今，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表现、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及其原因等，进而发表一点浅见。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的欧美国家大选中,长期难入政治主流的左右翼极端政党群体性崛起,从体制外闯入体制内,"黑天鹅"现象频现。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推崇大众民主,认为平民运动天然合理,放纵其中的非理性抗争行为,鼓动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街头政治"。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西方政客特立独行走极端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矛盾和政治极化。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也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治极化和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否决政治将成常态,选举政治的不确定增加。民粹思潮崛起,既挤压了左翼力量发展空间,也刺激了强人政治的发展。"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民主"失灵"和"特朗普现象"的答案只能从西方多党民主怪圈中求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弊端到了该清除的时候了。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东政治动荡中的海湾君主国

2011年初,中东各国相继爆发了要求改善民生、进而扩大民主的政治运动,西方媒体将其称为"阿拉伯之春"。然而,这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没有经过"夏润、秋实",便进入了"阿拉伯之冬",引发了中东地区持续两年多且迄今尚未停止的政治动荡,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政治强人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等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倒下,叙利亚至今仍处在内战之中。在这场席     

民主还是迷惘

如果要将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的《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作某种比较,那么我更愿将前者视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质问"而不是"致敬"。1831年4月,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经历了9个月对美国的访问,于4年后出版了这部令他留名     

论统“独”冲突对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影响

台湾统"独"冲突导致了台湾选举民粹异化、党争泛滥、司法混乱、公共领域失范失序等问题。这一缺陷还极大地影响着台湾民主政治的效能,造成或加剧了台湾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政治治理等方面的困境。可以说,统"独"争议从根本上制约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台湾深陷"民主陷阱"之中。     

两种民主理论之辨——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古典直接制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多有不同。前者是一种平民的业余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政治,或是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物。在实践层面上,代议制民主更有可行性;在理论层面上,特别是在权力合法性方面,直接制民主则有更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段历史颇能引人深思。     

民主化的含义及拓展空间

民主具有三种使用语境,即作为价值观念的民主(民主精神)、作为实现形式的民主(民主制度)、作为实现过程的民主(民主运动)。民主化理论不是鼓动人民起来造反的理论,而是规制民意的制度化改革和建设理论。推进民主化,不应该成为敏感的禁忌,而应该成为一种积极改革的战略。民主化意味着"双边进程":一方面要让公民尽可能做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要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国家主人。公民要做自己的主人,意味着公民自主和社会自治作为民主拓展的空间是有价值的;公民要做国家的主人,意味着政治权力来源和行使要受到约束和限制是必要的。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广阔的空间,如何让既有的正式的制度发挥有效作用;如何贯彻协商民主的精神,开拓民主参与或沟通民意的新渠道或新方式;如何管束党政公权力,使其能够依法施政;如何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害,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议题。     

中东新兴政权的民生挑战

两年前一场席卷中东的政治风暴虽暂告段落,然而新规则的确立充满了投机性和反复性。面临着"二次革命"的风险,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环境,是新兴政权稳坐江山的关键。中东动荡爆发至今已两年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新兴政权仍寝食难安,困难重重。许多人谈论民主的重要性,的确,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民生环境的改善仰赖于民主建设。但当一些政权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其未能解决与全球市场的关系,无法从财富增量上解决庞大失业青壮年人口的安置问题时,仓促扩大政治参与,政客承诺无法实现,     

英国选举制度与代议制民主的效能分析——以民意代表性和统治有效性为视角

代议制民主具有两种基本的效能:一是民意代表性,二是统治的有效性。英国的选举制度增强了政府的稳定性和统治的有效性,却减少了民意代表性,基本上保证了获胜的政党对主要反对党拥有较大的优势。政治家们在追求政府稳定性和统治有效性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损害民意代表性。     

拉美的威权主义趋向

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拉美以来,这一地区仅有个别民主国家偶尔面临威胁,民主短暂中断。但近期委内瑞拉等多个拉美国家出现了软威权主义,民主第一次面临持久性、协同性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似乎不是对多元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有限中断,而是一种永久性替代。拉美当前的威权主义趋向还不是地区性的。在巴西等国,民主得到巩固,软威权主义难以影响这些国家。当今拉美的威权主义转向并非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左翼,而是来自民粹主义左翼。在巴西等国取得成功的左翼不同于民粹主义左翼。查韦斯的逝世影响了拉美威权主义的发展,但其仍将继续存在并保持吸引力。由于多种原因,拉美的威权主义短期内不会终结。     

重构民主合法性:来源、路径与形式——评罗森瓦龙的《民主的合法性》

自从自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产生以来,对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疑与反思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现存民主体制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代议民主制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更多批评与思考。无论是对传统民主体制的批评,还是所提出新的制度发展路径,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都回归到合法性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制     

析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即“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出现的，形式上保留了选举、代议制、政党等民主政治形式，但实际上限制公民政治自由、高度集权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形态曾出现于德国、俄罗斯、日本、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亚等国家和地区，而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则是最具典型意义。拉丁美洲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现代化起步最早，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至今已经将近二个世纪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