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浅析中国古代儒家视野中的诉讼价值观

中国古代诉讼的价值观影响了人们几千年的诉讼观念和诉讼活动,同时也影响了诉讼制度及程序的运行。本文从宗法等级伦理观,自然和谐观及以人为本的慎刑主义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古代儒家视野中的诉讼价值观。文中指出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阶段,中国古代诉讼价值观所体现的重伦理、重和谐、以人为本的精神对建立中国现代诉讼价值观有其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游伟：法治中国社会的共识与期待

建设法治中国，是社会的共识，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国家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法治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及民生的改善与推动而言，绝不是一句表面化的口号。因为只有法治，才能满足政治民主和社会进化的同步需求，才能红政治安定、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价值中求得和谐与平衡。     

爱国主义与以人为本———“国家 个人本位”法律价值观的现代诠释

单向“集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观。它经历了家族本位、国家本位、国家与家族本位、国家与社会本位、阶级本位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以人为本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国家·个人本位”的酝酿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双向的“国家·个人本位”法律价值观标志着现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方向。     

论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人民法院政治建设的时代课题。只有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才能保证在法官的多元化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真正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     

Patriotism and People-First Values:Modern Explanation to Legal Values of “Nation-Individual”

单向“集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观.它经历了家族本位、国家本位、国家与家族本位、国家与社会本位、阶级本位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法律文化建设的深入进行,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以人为本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国家·个人本位”的酝酿和形成创造了前提.双向的“国家·个人本位”法律价值观标志着现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方向.     

德法合治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依据与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历史镜鉴，传统中国“德法合治”的成功范式昭示着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可行、必要。从法理依据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蕴含着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逻辑必然，既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各环节，基本进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科学立法、保障严格执法、裨助公正司法、促成全民守法。     

论罪犯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

态度是一种心理倾向，它是个体对直接或间接具有社会性质的某一客观对象的评价与行为倾向。在心理学家看来，形成态度的核心因素是价值观，也就是态度决定于这些事物对我们的意义的大小。价值观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意义。对于个体而言，态度和价值观将决定他（她）的社会化程度；对于罪犯而言，能否重新社会化，也由他（她）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决定。罪犯的态度和价值观有其形成的条件、过程，只有改变其态度和价值观，才能最终改造好罪犯。     

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大背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需要确实有效地加强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观,这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意义深远。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观的理论逻辑

"以人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它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为其终极价值追求.作为其在法学领域的运用与显现,"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内蕴着现代法律的人文精神与人权至上的崇高理念,体现了一种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的精神品格.立足于此,要实现这一法律价值观,必须从观念、制度、实践三层面加以完善,使法律真正回归于人,服务于人,实现法律与人的和谐统一.     

对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新加坡政府继承和创新儒家思想，创造出具有新加坡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构建社会主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官德教育，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价值困境、核心价值与宪法价值共识——宪法回应价值困境的一个视角

当代社会价值困境,是个体价值渐次遮蔽社会核心价值,最终陷入社会价值共识虚无的状态;而在转型中国,各种非理性价值或价值异化掺杂其中,价值困境更为深刻。作为回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因独白式的传播方式而陷入认同困境。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应以宪法作为其规范载体;而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之确认,构成宪法权威之理据,并可将形式意义的"话语共识"升华为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虽然现行宪法业已在文本上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仍存结构局限,有鉴于此,应采取妥适路径,实现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     

司法公正价值论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基本要求 ,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相对于司法宗旨而言 ,司法公正更具有工具性或形式性 ,因此 ,司法公正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本文从分析司法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司法对于整个法律价值实现的思路出发 ,论述了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标准 ,并对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进行了初步思考。     

论社会法的价值及其取向

社会法的存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答案首先可以追考于"价值"之源,从中悟出"法的价值"不等同于"法的价值取向"的道理,以及社会法的价值是社会体制的运行效率的初步论断;其次,追考于社会法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体制的运行效率科学化的关系,从中得出结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法的阶段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法的目标价值取向。     

Subterranean Sourc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Birth Cohort Surveys

This article examines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ramatic rise in Chinese juvenile delinquency rate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star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relatively recent modifications in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ommunism have engendered new social pressures and strains on young people. Delinquents’ social value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non-delinquent youth, drawing heavily from data collected in a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 study. The dataset is assessed for evidence of subterranean values; i.e., subculture-based reflections of principles found within the dominant polit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youthful deviance and delinquency in China are fueled primarily by the relatively rapid diffusion of often-contradictory market-based precepts. The lingering impact of Maoism is also assessed,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incongruous ideological influences on youth.

论经济法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的价值功能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凸显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对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一次实践检验。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决定了政府与金融企业行为应纳入法治轨道,并保持各自的行为边界。对金融业的监管要体现经济法的安全与效率价值,并视经济环境的需要而突出重点。实质公平公正是社会分配的基准、拉动内需的前提、引领＂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原则。金融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法的发展理念是金融业稳健运行的支撑和保障。我国应进一步弘扬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充分发挥经济法制度的前瞻性和预防性功能。     

坚持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取向——基于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文化学视角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调适各种利益关系。调适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但是,人的利益需要总是无限的,现实社会的利益满足能力又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配置得是否公平合理,通常情况下并不能以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获得利益满足为标准,只能以利益配置优先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为标准,也就是说,按照社会的发展需要配置社会利益,往往会暂时损害或牺牲某些阶层、某些群体和某些个人的利益。要想解决好由利益关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一方面,需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克服社会利益配置缺陷,提高社会利益配置的公平合理程度;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用核心价值观说服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使他们增强对现行利益配置方法的理解和认同。核心价值观是合理配置社会利益的公平尺度,是实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人利益认同的文化平衡器。     

MICROANOMI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OMIE AND DEVIANCE*

Emile Durkheim and Robert Merton spawned a century of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anomie on rule‐breaking behavior. During that time “strain” emerged a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producing deviant behavior from the effects of anomie. This research challenges the primacy of the affective strain mechanism, arguing that anomie produces a cognitive state—referred to as microanomie—where self‐enhancing values are higher priority than self‐transcending values. Data from a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uppor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ominant self‐enhancing values and deviant behavior. These data also demonstrate how the microanomie condition can expla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offending. A synthesis with the affective strain mechanism is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