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腐败必须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三次转为严重的腐败。第一次是80年代初，靠国有垄断商业，挤进去准赚钱，造成全民经商的局面。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靠主要商品的“寻租”，利用“双轨制”价格差，凭借权力取得租金。第三次是近几年来的要素腐败，一是房地产，二是资本贷款，即官员可以利用权力使地价翻番，从而获得资本贷款回扣。腐败是危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致命毒瘤，而权力腐败是所有腐败现象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现实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是亡党亡国之源。我们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并且采取了许多…     

正当与认同: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向度

政治权威是以“强制性”政治权力为支撑而获得的社会成员的“自愿性”服从,是正当性与认同性相统一的政治权力。“正当”作为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起点与深层根基,主要源自政治权力所代表与维护的公共利益与价值目标。“认同”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表示出的自愿性支持、认可与服从,是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的关键要素与内在驱力,可通过政治仪式等中介加以建构、强化。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也离不开以强制性手段为辅助的秩序保证。在维系和保证国家秩序的层面,转化为政治权威的政治权力更具效度与力度、运行成本更低。探究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的转化逻辑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腐败心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预防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腐败心理问题的研究是创新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渠道。腐败心理的演变过程包含了三个阶段,即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主要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主要和主体自身信仰的异化、公权力的自蚀性相关,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主要是制度缺失和监督缺位的原因。应根据腐败心理演变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即构建廉政文化教育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执政道德建设,实现"四种形态"常态化;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等。     

反腐新思路：坚决反对腐败文化

把腐败理解为特权者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显然是把腐败的主体(腐败者)狭隘化,在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许多“官场腐败”,还有大量的“大众腐败、平民腐败”,“大众腐败、平民腐败”的蔓延和恶化使腐败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腐败行为,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维定势、大众心理,即腐败文化。本文接着论述了腐败文化的巨大危害,并提出了反对腐败文化的主要措施,从而为我国的反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     

干部"权力期权化"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和腐败空间的逐渐缩小,一些冥顽不灵、执迷不悟的腐败分子为了能继续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腰包里的金钱,绞尽脑汁地“创新”着腐败形式。“权力期权化”就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有利变异”方式。它是新形势下腐败出现的新动向,预示了腐败发展的一种趋势和方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一、“权力期权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有关专家指出:期权本来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是一种选择权,是指期权的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权利金后,就获得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价格出售或购买一定数量的标的物(实物商品、…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结合改革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结合单位改革发展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纠正“三个偏差”、强化“四个意识”。纠正“三个偏差”。一要克服和纠正重形式轻实效的“说了等于做了、布置了等于完成了”的倾向。二要克服和纠正重经验轻创新,工作一成不变的倾向。三要克服和纠正重照搬、轻结合单位实际的倾向。强化“四个意识”。首先,要强化源头意识。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关     

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非权力化”可以有两种理解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与权力问题的讨论,许多文章提出了“非权力化”的新观点。我以为提出新观点,必须确定其内涵,否则争论起来,纠缠不清。思想政治工作非权力化,从词义上看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非——权力化,又可理解为非权力——化。按照第一种理解,非权力化是相对权力化而言的,它反对权力化,而不完全排斥权力;按照第二种理解,则是完全排斥权力,即思想     

也谈思想政治工作与权力

思想政治工作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随着企业实行党政分开,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更多了,概括一下,主要意见有三种:一种意见认为党政分开,政工干部手中没权了,解决不了群众的实际问题,讲话没人听,思想政治工作没法做;一种意见认为要汲取党委“一元化”领导时“思想政治工作权力化”的历史教训,思想政治工作再也不能依靠行政权力,要实现“非权力化”;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后,行政干部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有利于把思想教育同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显然;这也是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行政权力的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