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

中国农地制度的典型特征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回顾历史和面对现实存在的农业现代化问题，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农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原则遵循。从实践出发，可梳理出四类农地制度创新路径，分别是按户连片耕种、联耕联种、土地委托流转和新两田制，前两者适应欠发达地区，后两者则适应发达地区。结合经验研究，现行导向单向度扩大农户土地权利的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产权经济学”，其所立论的几个假设都缺乏适用性。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注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个大前提，充分鼓励地方农地制度创新，并从法律和政策上充分汲取这些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农业企业化经营呼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农业企业化经营不仅是我国农业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营组织演变的一种趋势。它要求我们必须变革我国目前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农地产权制度创新,提供农业企业化经营所需要的土地规模经营条件,造就产权独立的企业化的农业市场行为主体。     

农地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农地制度即为土地占有的方式和使用方式,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经营方式直接影响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和规模.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对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发展特色乡镇促进农业社会化进程

一农业社会化是指在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农业所有制形式、组织和经营方式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中 ,农业由孤立的个体小生产转变为分工细密、协作广泛的大生产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共同占有 ,更表现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商品化和农业内部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农业与工商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农业社会化本身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 ,它涵盖了现代农业日趋丰富的特征要素 ,其程度是体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典型特征。作为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业社会化程度反映了农业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和经营…     

集体统筹型农业经营模式的现实基础与实践机制——基于中山市Y村的实地考察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单纯依靠行政与资本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难以实现真正有利于农民与农业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目标。调查发现,在人地分离背景下,村社集体组织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双层经营体制为制度基础、以“租赁型集体经济”为物质基础、以村社集体组织为组织基础,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在农业转型中的自主统筹能力。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农业公共品供给不足、土地经营主体缺位、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等农业生产困境,促进了农业经营模式的顺利转型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东部发达地区集体统筹型农业经营模式,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转型和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实行农地制度国有化的设想

一、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和现状 (一)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从1951年开始,1952年结束。完成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我国农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形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农户承包地产权不明晰、村集体统的功能薄弱和家庭经营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等弊端。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适应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庭经营分的弊端,增强了集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在理清集体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形式。     

完成土地确权在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求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当前土地确权工作中暴露出的新旧矛盾与积累的纠纷,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混乱、权能存在缺陷。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是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内中之意,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增长的保证,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手段,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农业集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研究

土地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是农村综合改革的"牛鼻子"。"三权分置"是党的"三农"理论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对稳定农民家庭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完善土地要素功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通过完善农地产权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及配套制度和措施,通过立法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政策执行力,推进农地"三权分置",为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奠定制度基础。     

发达地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基于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调研

在政府干预背景下，借用农业治理框架理解中国发达地区的农业变迁，建构政府干预和农业变迁关联的框架。以松江区家庭农场为例，在社会治理和政绩政治双重驱动下，发达地区有动力调整农业政策，把农业经营重新纳入统一的农业行政体系。从实践机制的角度，发达地区依赖强大的农业行政体系对经营者、经营过程及经营收益等全生产链进行严格规范，把面向市场生产的家庭农场转变为依附性的农业经营单位，农业高度行政化了。新体制虽然提高了政府治理农业的能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效率降低和农业经营体制僵化等问题。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发挥土地及财政等优势条件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仍然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