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新起点

历史以强劲的推动力迈入了“十二五”规划的启航之地。站在这一重要历史起点，总结“十一五”的成就与经验，审视和谋划“十二五”的发展蓝图，是国之大事，亦是每个实体、每个公民的大事。     

守护辛亥首义的历史记忆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代表着重要的首创精神、现代意识，这是我们必须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炳春如是说。正因为如此，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武昌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围绕推进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筹备工作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认真履行监督职能，不断加强监督力度，努力提高监督实效，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不仅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认识，新要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建党８０年光辉历程的理论总结。比较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８０年历史，我们就从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深厚的历史基础。     

海洋法公约“历史性”话语体系及其南海历史权利认知意义

在联合国文件和国际判例中， 大致而言， 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主权程度递减的海洋区域范畴， “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权利” 则是递增包含关系的 “ 历史性 (historic) " 话语体系。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 仅仅使用了“历史性海湾 “历史性所有权两个概念。“历史性海湾“一词， 早在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渔业案判词中已经出现， 但当时存在很大争议， 美国海湾就不被认为是 “ 历史性海湾＂ ， 而是 “ 历史海湾＂。当这一概念被应用于中美洲丰塞卡湾时， “历史性” 是包含西班牙独占该湾的近代殖民历史在内的。 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权利主张，“也要像美国的民族国家肇造那样， 把南海界定为历史水域， 进而注意剔除 历史性” 话语的近代殖民历史的一面。 南海九段线的首要内涵是 “国家军事战略前沿底线”，这是“历史中国“ 内历史疆域、外历史性版图的疆域—版图结构决定的， 重塑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国家在 “一带一路” 起点上负责任大国的新时代形象， 也要肇基于此。     

继续坚持“两个先导”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关于武昌区“十五”期间科技进步与对外开放工作的思考

辉煌的“九五”即将结束，更加美好的“十五”就要来临。过去五年，武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有了明显进步，城市面貌有了较大改观。这些成绩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从武昌区的实际出发，发挥了科教兴区和开放引进两个先导的作用。未来的五年是我国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武昌区要按照经济强区、文明城区的总体要求，     

保持冷笑的姿态——读《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观察事物有好多种角度，甚至可以趴在地上看。但观察“历史”与“文化”，经常只有两个角魔前面与后面。这确实像观察一只孔雀，因为历史与文化经常是一块树立起来的尾羽，让你不太可能从其他角度观看。     

现代性历史的叙事学建构——以《走西口》为例

《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延安整风时期；1955—1956年；1957—1958年；1959—1965年；“文革时期”。“反党集团”的最后结局分为三类：彻底平反；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仍维持原结论。对“反党集团”这一问题，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帝和法律的界定。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四月雪——历史长镜头扫描

在中国文学馆讲学时，有听众问我：在你漫长的劳改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我说，当属“文革”年代一场四月飞雪的记忆。对我来说，那是仅次于死亡的生命休克。笔者现将这段剜心的历史伤痛呈现给今天的读者，以“温故知新”。     

两岸源远流长的史缘关系（上）

当前，台湾历史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尤其在台湾还被视为“显学”，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台湾问题以及台湾的前途与历史有关，人们迫切希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这里，有两种人寻求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一种人搞“去中国化”，不断地制造“历史失忆”，意图砍断历史上的两岸关系，进而砍断现实的两岸关系。     

两岸源远流长的史缘关系（一）

当前，台湾历史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尤其在台湾还被视为“显学”，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台湾问题以及台湾的前途与历史有关，人们迫切希望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这里，有两种人寻求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一种人搞“去中国化”，不断地制造“历史失忆”，意图砍断历史上的两岸关系，进而砍断现实的两岸关系。     

读吏与明智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先生有句名言：读史可以明智。“明智”者，心明眼亮之谓也。他所说的“史”不知是否包括中国的历史。唐初著名的政治家魏徵先生则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他所说的“古”，大概指的就是文字留存的中国历史了；千古兴亡事，过眼似烟云，倘不凭借寿于金石的文字，又怎么能够以之“为鉴”呢？这么说来，读读中国的历史，也是“可以明智”的。     

叫一声“革命”太沉重：叛徒龚楚其人

所谓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活跃于历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鱼龙曼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见的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位“红色元老”的一生，     

把脉广东--广东应当向谁“叫板”

在中国的版图上，广东偏居边陲一角。但正是这边陲一角，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独领风骚数十年，吸引全国“孔雀东南飞”，成就了“广东奇迹”。个中秘诀何在？除了地利（不仅是地理之利，更是历史发展与传承中赋予这块土地的风物、观念），还有改革之初的“天时”，以及上下齐心、数百万下海人才与数千万民工蜂拥来粤的“人和”。     

搞“台独”盯上语言 台当局又推“去国语化”

台湾当局继大幅修改历史教科书后，近日又拿岛内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开刀．以“尊重语言平等”为名，大力推动“去国语化”。制订“语言发展法”草案，把现行的国语改称“北京话”，与闽南语、原住民语等十多种语言，都称为“国家语言”。阴定未来将去除“国语”、“方言“的概念．让上述语言“一律平等．禁止歧视”。如此．“国语”的提法将在岛内成为历史名词．其在台湾作为惟一“官方语言”的地位．正进一步面临挑战。     

异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逻辑中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链接式解读”

以往学术界在阐释“异化”这一范畴时，往往将“着力点”放在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异化的后果、异化的其他历史形态、异化的未来命运及消亡途径等方面，尤其是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讨论得非常深入，而对异化的“历史性功绩”研究甚少。随着对异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异化的评价也应该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即应该把“异化”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将“异化”与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就异化谈异化”。普遍异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又是后一历史阶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尤其在共产主义学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中介”和“桥梁”。     

“慰安妇”制度是不容否定的历史罪恶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恶之一，但近来日本的一些政界要人在“慰安妇”问题上不断发表谬论。今年3月3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政务官下村博文竟然说，把随军慰安妇问题记入历史教科书是不合适的。6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再次极力否认日本的不光彩历史，     

李自成、张献忠:你死我活的“革命战友”

有句著名的话,叫“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说明了人们在试图抵达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时面临的艰难和尴尬。由于立场、视角和目的千差万别,哪怕是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也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历史结论。更何况,一旦抱定了“古为今用”这种类似于“六经注我”的理念,那就更可能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夸大,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近乎南辕北辙的结论。对历史的误读即由此产生。长久以来,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领袖关系的研究堪称功利主义之下的误读典型。     

新的历史起点上“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

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枫桥经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经验、与时俱进的经验、公平正义的经验、和谐稳定的经验。其中以人为本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活力源泉，公平正义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不懈追求。和谐稳定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时代内涵。构成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枫桥经验”科学内涵的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有机整体，并共同作用于创业创新、强国富民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