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痛

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中发展,中国的医疗纠结着太多的问题和太多的矛盾:公益性与营利性,道德与私利,救死扶伤与利欲熏心,庞杂却又形同虚设的监管机构,视生命如草芥的要员,由制药企业、销售代表和医生结成的巨大、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在医院不可能把握命运的患者,几十年缓步进行、尚在黑暗中摸索的医改,现实迫切的需要……道德,良知,公平,正义;私利,腐败,制度,和谐;医与患这团乱麻,何时才能真正破解?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背景分析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道德背景。在社会生活中,很多人受经济利益驱动,是非不辨。具体表现在：抛弃正当的是非善恶观念,以膨胀的私利为荣辱标准；以不该耻者为耻,不以耻者为耻；放弃自律、追随无耻；对于不正之风和无耻现象麻木与容忍。     

黄宗羲“私利”关怀之反思——以“自然权利”和“义利之辨”为视角

黄宗羲代表的传统儒家法政思想中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与作为西方现代法政文明之基础的"自然权利"思想,形貌虽似而本质不同。在黄氏所谓"圣君贤臣治法"的制度设计下,其对天下人"私利"之关怀只能映现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精神之中,即只可由统治者进行安排,却不是任由天下生民积极主张。正由于此,黄氏"私利"关怀虽反专制却不能克服专制,重视私利而不能伸张"权利"。归根到底,这是由"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所影响和局限的:在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一体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尊义贬利"而"权利"不张是必然的。在法政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当下,我们一方面要反思黄宗羲"私利"关怀,从"私利"关怀走向"权利"观念,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阐发黄宗羲"私利"关怀的道德精神,维护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和叙史延续性。     

市场主体的公正气质和伦理精神——对亚当·斯密公正观的一种解读

亚当.斯密从人性的基点出发,探求人类社会财富的累进动力和社会秩序与文明的和谐机制,在对私利追求的价值肯定中,斯密揭示了现代市场社会中社会公正的向度和多维的价值内涵。文章试图通过对私利与公正、正义与美德、公正与报偿以及公正旁观者可能向度的思考,来解读其公正观的内涵,揭示其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公正气质及其社会公正的表达与实现的启示性意义。     

官员逐利与公私观再认识

<正>权力异化的形成与自古以来对公私的认识相关:公私不分,否认私利的合理性,以道德调节公私。只有重新规范公私,在承认追逐私利的部分合理性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监督,才能防止权力的异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公私观念影响最深的当属《大学》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     

契约即允诺

著者弗里德在该书《前言》的开头写道：“本书有两个目的：在理论方面是想说明，作为一套复杂的法律制度，契约法是如何追溯到几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被这些道德原则所规定的；而教学方面的目的，则是向学生展示这套基本法律制度的深层结构。就理论家的需要而言，本书法律方面的细节可能太多（例如关于要约、承诺和主要义务的讨论）；而对法学院学生来说，理论探讨又嫌过度（例如开头部分对允诺道德的研究）。不过我希望总体上这两方面可以互相支撑。在理论层面，我想说明契约法的确有统一的内部结构；在说明原理时，我将阐明这种结构源于道德原则。”     

领导干部二元道德选择现象分析

领导干部群体中，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分离乃至背离的现象并不少见，一句“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显得十分轻率和肤浅。在清除了少数贪官以后，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公开一套背后一套等现象，在领导干部中还时有发生。当领导干部面对道德选择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要陷入做两面人的尴尬，就不能不深究产生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一、二元道德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在于他们掌握公共权力。为了保证领导干部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真正用于公共目的，而不能用于为自己牟取私利，当然要求领导干部具有超出一…     

公地悲剧

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每个牧民都想多养羊以增加个人收益。尽管他们明知草场上羊已经太多了，再增加数目，将使草质下降，但草场退化的代价是由大家共同负担的，因而牧民都从私利出发，     

北大教授张岱年提出─—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过时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在8月6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了，提倡他的复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等级意识，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二是儒家学说的空疏倾向，割裂了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联系，孟子强调“何必曰利”，其实固然不应追求私利，但是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还是必须讲究的。我们现在要弘杨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其中包合古代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有四点：（1…     

人口究竟是负担还是资源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把人口看作是“包袱”和“负担”，而不看作是资源。例如，《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先生在《中国人口太多这是一个常识》一文中说：“人口太多，地球不堪重负：人口太多，国家不堪重负；人口太多，社会不堪重负；人口太多，家庭不堪重负；人口太多，个人找不到工作不堪重负……”那么，人口究竟是负担还是资源？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论道德代价调控的观念、目标和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当前必须对道德代价进行积极的调控。调控道德代价，首先在观念上应确立起科学的发展现和代价观；其次，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道德代价调控目标，即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必要的道德代价最小化；再次，必须建立和完善低道德代价发展模式。     

“伦理”与“道德”辨析

“伦理”与“道德”在词源学、英语语境及实存的人伦关系三个层面各有内涵和意蕴，但是“伦理”与“道德”又不是毫不相干的平行线，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伦理内涵着道德，道德有待于发展为伦理；伦理是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伦理的具体化；伦理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前提，是道德的原则和本质，道德是伦理的表象和必然指归。伦理与道德的具体内容都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领导干部执政道德内涵刍议

领导干部的执政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兼具职业道德和角色道德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道德，它是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的边际约束。其中，爱民是执政道德的情感；大义是执政道德的理性；守制是执政道德的义务；诚信是执政道德的基础；清廉是执政道德的境界；忠诚是执政道德的气节。     

崇正义

“正义”，即中华传统美德强调的“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精蕴，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意蕴十分丰富。“义”可为仪，包括礼仪和风貌；可指适宜、正当，“义者，宜也”；可为善、公正，“唯无不流，至平而上，义也”；可为道德原则的总称；亦可指“有利、利益”。     

论主产力标准与道德标准

时下有些中国人的道德失范主要来自对道德价值标准的有些怀疑和失望。作为一种补救，把生产力标准引进道德评价在理论界已有多年。在道德评价中，道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并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道德的适应面，然而也应看到，两套标准并用虽是当今道德建设的成绩，但毕竟不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尤其是跨世纪的道德标准建设更不能以此为目标取向。一、是道德的幸运还是道德的遗憾？受市场经济的冲击，道德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亏损企业的倒闭，强者兼并弱者；合同制取代铁饭碗，部分工人的待业；重奖的诱惑，受罚的恐慌……种种前所未遇的现象…     

“钓鱼执法”:行政失范的浮标

以维护市场为名,行牟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之实,钓鱼执法践踏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道德和公民人格,比非法营运本身更令人痛恨和不齿。     

论中华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启发性

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的内涵，理论界多有探讨，意见不一。笔者认为，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至少在三方面可以考虑其共通性：其一，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治国必须遵循的原则来看待；其二，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一个具体环节来看待；其三，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教育活动来看待。文章以这三个共通性为立论的基础，试图阐发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一些启发性，为实现道德灌输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拿什么拯救"道德滑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总理的怒斥，切中了当前的社会时弊。触到了人们的心灵痛点，反映了公众期盼道德回归的心声和诉求，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媚眼”的诱惑

聪明的人不受诱惑；愚蠢的人不懂诱惑；只有那些小聪明的人，明知诱惑之来，偏偏为了一已私利；不由地便钻进了诱惑之网。     

用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如何谋求幸福？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理解、采取不同的手段。有的人把锦衣玉食当成一种幸福，满足于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物质生活的富有；有的人把不劳而获当成一种幸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把个人幸福建立在他人劳动与奉献的基础之上；有的人为了谋求所谓幸福生活，不惜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以侵犯他人利益乃至生命作为代价；有的人把幸福等同于权力＋金钱，依仗手中权力谋求私利、经营幸福，以至陷入腐败泥淖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