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犯罪之普遍联系形式（下）

统计资料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与犯罪的联系形式多种多样,这使二者关系之“正相关说”和“反相关说”都难以成立。而“弱相关说”或“不相关说”也易被误解为二者没有重要联系。实际上,若把视角移至私有经济比重和经济发展类型上,就会发现经济对于犯罪的作用极其重大,彼此之逻辑关联也很确切。其中最显著的是,犯罪水平和走势都主要由私有经济比重所决定,规模扩张型经济的发展一般都会引起犯罪增加等,尽管在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影响下也有例外。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特殊形态之探讨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着诸多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关于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的特殊形态，有必要从刑法理论上予以澄清和再认识。在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中，犯罪着手与犯罪既遂、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等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我国未来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亟待澄清的关系范畴

兴起于21世纪初的犯罪构成体系研究开启了我国刑法学界难得一见的学术论争。但这一论争过程由于缺乏对一些基本关系范畴的统一认识,从而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些基本的关系范畴主要表现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功能关系。我国通说关于这两大基本关系范畴的解说有待商榷,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之间二者并不是本质与现象、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述关系;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也不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的应然功能应有所不同：前者是“认定犯罪”,后者是“罪之法定”。因此,如果一定要在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寻找某种联系,则可以通过将“罪状”的概念引入犯罪构成理论中,从而通过罪状将二者联系起来。     

科学界定“非公有制经济”及相关概念的内涵

对基本要领或名词的科学界定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对“非公有制经济”及相关的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私有经济、外资经济等概念作出了分析和说明，并提出统一使用“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建议。     

论我国犯罪客体的概念

本文在努力探索我国犯罪客体本质的基础上 ,力图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笔者从分析“利益”、“权利”、“社会关系”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入手 ,研究了犯罪客体“社会关系”说、“权益”说的缺陷 ,揭示出犯罪客体的本质应归结为“社会利益”。理论联系实际 ,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     

我国未成年犯罪及其预防

近年来犯罪情况调查表明,未成年犯罪仍在我国犯罪成员中占较大比重,且有犯罪年龄提前和犯罪数量增长的趋势。因此,加强对我国未成年犯罪及其预防措施之探讨,仍是我国犯罪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想就此谈一点孤寡之见,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关于未成年含义的界定 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惯用“青少年犯罪”之说,但严格地讲,“青少年”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社会上对“青少年”这一概念的具体年龄阶段理解上有很大差异。有人     

社会危害性在犯罪中地位的再认识──兼评“犯罪本质特征”说

在刑法学犯罪论领域有一块“风水宝地”，那就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对此，我国刑法学者进行了长期而又深入地开垦，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对有关社会危害性地位问题的诸多成果反复思索探讨中，笔者仍有一些新的发现，愿借此文表达出来，以期切磋。关于犯罪有哪些基本特征，我国刑法学界历来众说不一。除了通说“三性”说之外，还有“四性”说、“六性”说、“二性”说等不同观点。纵观这些学说，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认为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引者注：“二性”说中有一种观．或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为刑事违法性和有责性…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

“官黑勾结”，“黑色经济”，“黑吃黑”，“第二政府”、“第二法庭”、第二派出所”等现象无不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紧密相关，黑社会性质犯罪对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破坏已经暴露出我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的机制仍存在不足。在新形势下，加强立法，重典治黑；大力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强反黑宣传力度仍是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之策。     

元宇宙数字资产的刑法保护

加密货币、NFT等元宇宙数字资产成为元宇宙经济系统的血液,在推动经济和产业的大爆炸、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资产类新型犯罪等风险。当前理论上对于元宇宙数字资产的刑法属性界定存在“数据说”和“财物说”的争议,司法实务中也存在混淆传统网络虚拟财产与元宇宙数字资产本质特征、对元宇宙数字资产财物属性认定不一等情形,从而引发同案不同判、财产性损失难以评估等现实问题。对元宇宙数字资产刑法属性的界定应跳出传统计算机犯罪单一评价体系,结合其所具有的稀缺性、独占性和排他性等特征,将元宇宙数字资产解释为刑法上的财物,并遵循数字经济规律,运用“平台——数据——算法”分析范式对以数字资产为核心的数字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形成基于“法链”原理的“以链治链”司法体系架构,防范新型数字金融犯罪风险,营造数字犯罪预防与治理的良好司法环境,最后实现对元宇宙数字资产刑法规制范式的重构。     

经济危机对犯罪的影响

经济危机的萧条阶段都有失业率上升,刺激复苏的措施又往往导致通货膨胀,而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都是导致犯罪增多的因素,因此,许多人都把经济危机和犯罪增多联系起来。然而,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却并非总是导致有关国家犯罪增多。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犯罪总量的变化趋势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而危机导致的犯罪增多有时并不都能改变已然的犯罪下降趋势。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犯罪趋势大都没有变化,这与青少年比重仍在下降或老龄人口比重仍在上升,大量外国移民被迫离去,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失业者没有迅速陷入贫困等有关。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处于脆弱复苏之中,犯罪趋势仍将主要取决于包括移民在内的人口因素变化。其中,发达国家的犯罪下降趋势将会减缓、停止甚至转为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打击力度下降的话,中国犯罪的年均升幅将有所减小,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     

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在逐步增加,而且涉罪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犯罪困境,既有自身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商勾结"观念中的求利困境、"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求生困境和"资本短缺"现实中的融资困境。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消解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犯罪困境,帮助民营企业家走出犯罪泥潭。具体措施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方面的引导,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认识能力;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预警机制及问责机制,进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谈时间和地理环境同农民犯罪的关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犯罪问题也日趋严重。农民犯罪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治安 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鄢陵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其农民犯罪问题较为突出。通过对 大量案例的分析比较，找出农民犯罪在不同时间和环境内的规律；有助于有效预防和遏制 农民犯罪。     

浅析银行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日益昌盛,银行卡已经成为消费、交易和贷款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银行卡犯罪案件的上升速度惊人,由于银行卡犯罪的高科技性、跨国性和隐蔽性,其社会危害性是传统型财产犯罪无法比拟的,研究银行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控制对策对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将有所裨益。     

对法定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定犯是相对自然犯而言，为传统分类标准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定犯的数量已远远超过自然犯。因此，有必要对法定犯的概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定犯的立法模式、范围限定、处罚原则等问题。     

当前经济犯罪的基本特征及公安机关的对策

当前经济犯罪发案数量居高不下,涉案金额连年攀升;冒用单位名义进行的团伙犯罪、结伙犯罪比例增大;智能化、技术化趋势明显;辐射面广,流动性大,呈国际化趋势;发案周期长,追赃难,破案难度大。对此,应强化法律对经济活动的规范作用;努力提高经侦队伍整体素质;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公安机关的内外协作,发挥整合效能;加强隐蔽力量建设。     

论犯罪界定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

犯罪是由法律界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 ,其实在其后潜藏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社会生产力是判定犯罪的终极标准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犯罪界定的变化 ;而犯罪的确定更是离不开国家的标定 ,国家刑事政策的变化则直接会导致犯罪界定的变化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兼析“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之差异

已有观点对票据诈骗菲犯罪客体的认识,圃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本罪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具有局限性.对此问题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非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剐代表了"讼"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同类客体是不同的前考如该节罪名所捞述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则是金融流通秩序.     

本案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其发案率很高,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造成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主要从案例分析出发,并围绕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犯罪目的及归个人使用如何理解等问题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