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

从时间意义上讲,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大体处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开始和结束阶段。对照各自小说中女性形象,探讨这两位作家在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的相同点,及某些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互文”现象;同时,在“女性存在的时间性”、“女性的内审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方面比较他们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以及不同点背后的原因。     

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刍议

张爱玲的小说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人性的优劣,表现人生的无奈,描绘世间的苍凉,又不乏诗意的浪漫,又充满理性的拷问。作品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别具一格的“张爱玲体”的形式与品味彰显其聪明和智慧。     

凄凉·悲凉·苍凉——张爱玲小说审美取向探析

张爱玲作为没落贵族后裔的身世体验 ,使她在小说创作中的审美直觉和审美表述 ,直接取向于凄凉的故事背景、氛围的营造 ,悲凉的人情关系的揭示和苍凉的人生感悟的描摹 ,从而形成其独具一格的审美世界和创作风格。     

受难于儒家性别困境的女性世界 ——谈路遥《平凡的世界》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局限性

路遥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以及对他们独特的生命史的精彩描述,使小说具有了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价值.其中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称得上精彩纷呈,既反映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作者的女性观,也表现了他创作思想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路遥小说中的女主角可分为现代女性、传统女性和处于现代与传统夹缝中的女性.路遥对她们的生活状态抱着犹疑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在小说中给她们出路,更没有吹着时代的号角给她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只是把她们困在儒家给女性限定的范围内规定她们的命运.     

来自玫瑰园的声音——王安忆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随着女权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女性的命运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从女性的独特经验出发,潜入人性深层,对现代女性的命运及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追问。王安忆的小说展现了中国女性的性自觉意识的觉醒,肯定了女性在“性”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千百年来男性性霸权的反抗和颠覆;女性对时尚性的追求,表现了她们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命运的传统性,则表现了女性获得独立解放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追求精神恋爱,是女性为摆脱对男性肉体的渴望和依赖而遁入自己的幻想所创造的理想天国,以此表现她们对个性和独立追求的决心和无奈。     

试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体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出身官宦书香门第、具有较高学历的女青年走上了文学之路,形成了女作家群体.她们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以追求爱情自由为创作的主题,其作品体现出明显的自传体特色及强烈的女性个性性别特征和女性主体意识,反映了近代女性从幼稚到成熟的心理历程,不但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且对女性文学的扩张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青春派”移民文学——试析郁秀长篇小说《太阳鸟》

《太阳鸟》是青年女作家郁秀创作的又一长篇小说，小说主要关注新一代留学生的海外生活，通过对他们日常学习和感情生活记叙，表现了他们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产生，体现了“全球化”文化意识的特点。是作者个人化体会的表达，具有真切淡然的叙事风格，代表了“新移民文学”和“新青春派”文学创作的某些特点，具有独特的风格。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

作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严歌苓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作家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意识。多年的国外生活、异质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等人生体验使严歌苓在文学创作中一度表现出了诸多华裔作家共有的创作焦虑感和自我怀疑意识。从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和小说作品出发，分析她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焦虑感；通过对严歌苓小说中“我”的流失与重拾的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谈其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意识。最终，从严歌苓对于本土文化、本土题材的回归来看严歌苓是如何摆脱身份焦虑、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之向：高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及疏解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诗性精神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受戒》复出文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追求“散文化”、“诗化”风格，他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诗性精神，具体表现为用诗性语言营造诗意的氛围，并融入了作者诗意的人生审美态度。汪曾祺小说中的诗性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性语言，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的风俗画这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汪曾祺小说在诗情画意的中和之美中对笔下人物采取了诗性的关注态度，这就确定了汪曾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从娼妓侍婢到官宦小姐--浅谈关汉卿笔下的青年女性形象

在关汉卿现存的杂剧当中大部分是以青年女性为题材,这些青年女性囊括社会各个层面,人物形象呈现出"工"字型结构,而且她们都有一点共同的,就是她们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幸福,有确定的目标,并在为之不懈的努力着.虽然基于出身、人生阅历性格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她们对"幸福"的理解也不相同,但追求幸福是她们行为的准则和动力.正是在这个总的前提下,她们走了各自不同的路,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性格.     

流浪的夏娃——浅析新暑期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

随着历史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裂变与生长．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女作家们追随新时期“人的自觉”的文学潮流，用她们柔韧的笔触。剖析和抚慰着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灵魂伤痛．塑造了大批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年轻女性以一种超越观察、超越困境与假恶丑的理想活跃在人生舞台上。灵与肉、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与失望．构成了她们漂泊、流浪的心态，由此她们踏上了一条找寻的道路。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注重对女性心理的精细刻画,注重对经济与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度挖掘,注重对女性凄惨、悲凉命运给以深切审视。从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女性意识的种种表现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结局之所以悲凉,与她们所处的环境和自身认识是分不开的。     

她们用受伤的手捂住了眼睛——重读巴金小说《寒夜》

伴随着“五四”新思想的冲击,时代女性开始发出了愤怒的呐喊.她们高扬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主弦律,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强加女子的种种规范,改变着人生舞台上女性屈从与附属的地位.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在苦苦地探索与追求中,她们的命运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当她们拼命寻求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以使自身跻于不低于男性社会地位的同时,却又惊异地发现,她们在实现这一过程中似乎迷失了自我,焦灼、压抑、烦恼与痛苦,依然伴随着一个个难复平静的灵魂.翻开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透析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曾树生和汪母的     

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美学嬗变

出于知识分子对现实和自身的强烈危机意识,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悲凉”的现代审美追求。伴随着作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姿态,以及中国现实与革命对乡土阶段性的影响与发现,以“悲凉”为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演化出了不同的悲剧风貌。     

难得舍弃也难得皈依——从徐坤创作流程的变化看90年代女性创作的流浪心态

90年代是中国女性创作的狂欢节。与陈染、林白、王安忆、张欣们相比,徐坤是中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中最有特点和个性的。在我看来,只有她才是具有最深刻的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在发掘男/女秩序对立的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和在这种深度下体验到的孤独、无奈和绝望以及面     

高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及疏解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做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之间:高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及疏解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问题,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流浪的夏娃——浅析新时期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

随着历史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裂变与生长,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女作家们追随新时期“人的自觉”的文学潮流,用她们柔韧的笔触,剖析和抚慰着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灵魂伤痛,塑造了大批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年轻女性以一种超越观察、超越困境与假恶丑的理想活跃在人生舞台上。灵与肉、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与失望,构成了她们漂泊、流浪的心态,由此她们踏上了一条找寻的道路。     

社会性别意识——女性领导干部成长的助力器

女性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导群体,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是她们在政界发展的助力器。社会性别意识不仅能激发女干部的参政意识和女性群体意识,同时在增强她们的从政信心,乃至处理工作与家庭双重角色冲突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