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0余年,双方气候能源外交协作诉求持续上升。中欧在清洁能源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增强,在能源危机下绿色产业互补优势凸显。当前中欧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呈现新态势：中欧气候能源伙伴关系的制度化程度稳步提升,多元包容性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清洁能源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但同时双方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体现为“战略自主”下欧盟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绿色与数字双重转型下欧盟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化趋势上升,欧美气候能源政策趋近且对华多边遏制不断强化。随着绿色竞合的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国转为清洁能源外交强国,利用自身结构性优势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在中欧互动中注重推进双方的良性竞争与标准协调,在绿色亚欧联通中构建包容、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并推进双方在多边气候能源治理平台中的议题性合作。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与中国角色

在全球碳中和态势下,清洁能源转型被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核心方案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绿色引擎。地缘冲突下的能源危机加速了全球清洁能源的转型步伐,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增长与碳中和目标实现之间仍有极大差距,清洁能源发展的“南北差距”和“转型分歧”明显扩大,全球绿色能源博弈态势不断加剧。中国作为清洁能源生产和绿色投资大国,凭借自身的结构性优势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引领性力量,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不断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高效的方向发展。     

能源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能源转型是中东国家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东国家经济社会正在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东能源转型逐步形成了基于国家资源禀赋特征的独特方式,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碳中和为核心目标,通过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多元化。国家主导的能源结构转型和科技引领的能源技术转型成为中东能源转型的鲜明特点。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转型合作方面仍面临政策、技术等层面的诸多挑战。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应创新能源转型合作模式,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目前,国际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呈现复杂化态势,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其内部也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另外,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互动具有双重效应,其协同合作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双赢结果,而如果互相掣肘则会增加碳交易成本甚至造成负减排。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挑战与战略性能力建设

清洁能源外交是为了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所采取的外交协作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快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注入了内部动力,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不仅是清洁能源外交的外部推力,也创造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平台,这些都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新契机。针对目前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大国地缘博弈、生态脆弱性挑战以及政策标准的差异性等各种制约性因素,中国应全方位提升战略性能力建设,分别从绿色外交实力、制度性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绿色金融引领力以及话语性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全球化、气候变化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凸显了南极治理的固有缺陷。当前,南极治理呈现权力再中心化、治理规则软法化、价值理念冲突加剧等一系列新态势。究其根源,在于南极垄断集团寻求主权优势、南极法律的“模糊性建构”、自由主义理念固有缺陷。这不仅导致南极治理陷入困境,而且为中国的南极参与带来诸多挑战。中国是南极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建设者,长期以来坚定地维护现行南极治理机制,已成为优化南极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南极和平与稳定的责任。面对南极治理新态势,中国应避免陷入地缘政治对抗,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南极国际合作,打破南极垄断集团的权力再中心化;加强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研究尤其是软法研究;积极参加南极协商会议工作组与会间联络组,优化中国的南极话语叙事。同时,通过在物质、制度、价值等方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     

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与中国因应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再次断裂,欧洲成为断裂的中心地带。欧盟通过增加来自美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来重置供应链,俄罗斯油气市场出口则进一步向东转,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暂时相对平衡但远未结束。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全球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大规模增长和美西方国家实施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加剧了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中国坚决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在加强同相关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围绕“碳中和”的国际博弈与中国因应

气候变化问题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国际安全的高度,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意识形态等互动,演变成复杂的全球气候政治。“碳中和”的提出及落实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共识和主动作为,但受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和集团分化的影响,一些大国借“碳中和”行动的核心议题,做出碳责任转嫁、碳贸易设壁、碳公信施压等恶劣的“碳干涉”行径,其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诱发了新一轮全球博弈。为提高全球气候治理成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必须探究“碳中和”陷入国际博弈漩涡的症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争取实现从个人理性的“碳博弈”到集体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碳中和”的转变。     

能源政治新生态与全球能源治理

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升级,导致欧洲等地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推动国际能源价格高位震荡。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大潮下美欧积极推动能源经济“脱钩”,国际能源“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这不仅对国际能源安全环境构成诸多新挑战,还使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石油市场一体化“终结”,能源合作“阵营化”凸显。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作用,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冲击与中国的应对

能源新现实主义是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的关键之一,构成美国优先的核心内容。从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看,特朗普政府抛出能源新现实主义既是为了修正能源新自由主义,又是为了维系美元霸权,更是为了以较低成本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从能源新现实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实施路径看,特朗普政府企图以能源合作连横美国在中东欧、中东、东亚及东南亚的盟友和友好国家,以挤压其在欧亚大陆的竞争对手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空间,弱化、遏制它们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为对冲能源新现实主义引起的地缘政治冲击,俄罗斯、伊朗和沙特等能源出口大国纷纷推出各自的反制措施。对此,中国应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及早作出战略反应和政策选择。     

挑战与机遇相生共存:中美新能源合作的新趋势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新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美两国积极开发本国新能源,并在新能源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合作,这不仅对两国关系和双边利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深刻影响全球新能源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能源形势新变化和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正>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原油基准价布伦特油价从115美元/桶的高位上下跌,到2015年1月7日跌破50美元,降幅50%多,达到了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前,欧佩克经过两轮协调会,迄今未做出减产决定,近期油价下跌步伐恐难停止。这一事态反映了近年来国际能源形势的新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外部能源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妥善应对。国际能源形势的新变化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哥本哈根的闹剧与慰藉

此次峰会谈判让人惊奇地看到非洲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崛起,这些最穷的、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国家第一次派出他们的谈判小组,甚至在谈判中愤然离席。虽然最终西方世界主导了议程,但非洲让世界知道,它在全球新的气候变化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