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其在多边制度框架内角色定位进程的直接产物,而多边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以及角色实践的主动性。着眼于有效推进自身在中亚和周边的利益诉求,植根于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以及政治和外交能力,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角色实践,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推动者、议程的设置者、规范的塑造者。鉴于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一方的角色实践始终面对他者的角色预期或者角色要求,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互动进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提升自我角色为他者所接受的程度。这尤其要求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共赢,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享规范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塑造者。     

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

外交安全智库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行为体。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是分析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的两个维度。从权力资源的维度看,智库拥有政策供给、理论供给、人才供给、平台供给与舆论供给五种资源;从权力运用的维度看,智库通过影响本国决策、影响他国决策、塑造国际议程三种方式来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安全智库迅猛发展,但中国外交决策需求与智库供给间存在需求—供给差,智库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要推动研究议程的转型升级,满足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对政策供给和理论供给的需要;推动组织形态和研究方式变革,提升政学交流、人才供给水平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提升舆论供给特别是国际舆论供给能力。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试析中国的多边制度外交——以中国参与国际反贪腐制度为例

近十多年中国参与了诸多国际制度,中国参与多边制度外交是审视中国多边外交的视角之一。中国在参与国际反贪腐制度时采用了更加灵活多元的多边外交方式,体现了中国多边外交从形式到理念的新特点。     

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

整体外交是大国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与利益攸关群体进行整体合作的一种外交范式。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双边合作型("1+N")、主动接触型("N+1")、地区互动型("1+N+X")和全球磋商型("X+X")。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展全方位合作、运筹与大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体现出重进程轻制度、重官方轻民间、重经济轻安全、重微观轻宏观、重中央轻地方的特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重要手段,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既要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同时还应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增强话语权,多渠道推动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     

简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

多边主义包含工具性多边主义、制度性多边主义和战略性多边主义三个层次的内容。多边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1648年国际关系史出现之前、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国际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联合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从冷战结束至今。经过这五个阶段,多边主义实践由零星到频繁,由自发到自觉,由局限于某一区域到遍及全球,由被作为工具的多边外交行为到被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由作为暂时妥协、以备再战的手段到作为实现长久和平目标重要途径的理念,其制度形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松散的国际机制到完备的国际组织等过程。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表明,多边主义伴随着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符合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是与世界潮流的要求相一致的。     

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

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体现在外交的环境和位置、规则和规范、沟通和交流方式、行为体和角色增加等多方面。卫生议题与外交的融合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国际形势缓和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卫生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有共同特点,但它的侧重点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来落实其对外卫生政策,而是突出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卫生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卫生外交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方式上的干预和影响。在环境、规范、沟通方式、制度及协调性方面,全球卫生外交全面展现了外交转型的特点和未来外交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些新特点和外交发展方向,不仅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外交,而且对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启示。     

秉承合作初心 坚持多边主义

正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不顾国际多边体系规则,接连"退群",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近期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引发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和多边主义前景的忧虑。多边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合作与协商来达成非歧视性的规则和秩序,基于规则约束自身行为,协调彼此利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表明,开展有效的多边合作是维护国际安全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早已成为你中有我、     

为世界谋大同而凝聚共识——中国外交话语权提升的逻辑与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未来发展勾画的伟大蓝图,是解决现代文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中国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具体表现。为了促进世界发展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各国广泛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而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需要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理论体系和行动方案,从而在价值维度赢得话语性权力;需要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其中,从而在制度维度赢得话语性权力;需要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过程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在组织维度赢得话语性权力。     

1949—1989年中国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其特点

战后,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多边外交作为一国参与世界事务的主要方式,已引起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的注意。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多边外交行为的特点。在此,首先明确一下本文使用的“多边外交”的概念。简单地说,多边外交是指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体系进行的外交活动。它可以在政府间的层次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