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机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转变政府职能,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以"万、千、百人"就业项目转制整合后成立的综合协管服务中心及综合公益服务社为典型,在有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等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一、现状庄行镇共有社会组织109家,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探析

政府购买服务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应加大推广力度。具体来说,要从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着手,确立二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推进政社分开;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要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服务事项。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基于三方主体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比较关注供应方缺陷、需求方缺陷,购买服务中的政府监管以及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承接服务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以及专业化的挑战等问题,缺乏对政府购买服务中各参与主体如何进行需求表达的系统分析。而购买服务项目是否能满足居民需求,恰恰是购买服务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购买服务中生产者、提供者、消费者在需求表达中的主要形式和各自作用为依据,立足于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和丰富案例,构建了一个基于三方参与主体的分析框架。文中用大量实例证明政府的需求调查、公民的需求表达、社会组织的需求整合各自有多种不同类型,每种类型也各具独特作用。三方主体各自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求导向的有效实现,还能在购买服务中实现三方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参与式治理。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角色:政社关系视角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被逐步构建,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接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呈现多样化色彩。本文在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从政社关系维度构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角色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发展策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以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研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力是当前中国政府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必须强力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应在新型监管体系框架内,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完善政府行政主导的监管机制,培育多方共同参与协同监管,创新监管方法手段及加快监管基础平台建设,以提升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思路创新——以合肥市的实践为例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激励下,助残服务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试点领域。从合肥市的实践来看,政府购买助残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政府购买助残服务创新的可能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政府购买助残服务项目的内容和范围;培育助残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能力提升;扩大公开招标范围,严格规范购买过程;合理界定购买价格,优化补偿机制;完善考核体系,强化服务监管。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创新之道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也是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体系,准确选择购买项目;人才创新——加强社工人才培育,促进社工人才职业化转化;监管创新——积极扶持民间社工组织,保持民间社工组织独立性;评估创新——建立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等。     

政府购买服务内卷化倾向及成因分析

在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过程中,出现了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内卷化"倾向,即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越来越精致、复杂,但政府供给服务的实际运行机制没有根本变革,甚至还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购买服务规范"精致化"与"形式化"并存;承接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行政化"、"逐利化";接受服务人群"奶油化"。"压力型"体制、变革的路径依赖和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的不均衡是内卷化倾向发生的原因。但与此同时,购买服务也赋予了社会组织存在、发展的合法性,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政府供给服务运行机制。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天津市和平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新模式探析

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天津市和平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打造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主动对接社会需求,围绕群众生活中的困难事、操心事、烦心事,对社会组织进行孵化培育、引导提升、监督管理,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化服务。     

用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与传统治理的管制和一元不同的是,现代治理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防止政府规模的膨胀,要求行政组织减少层级,缩短指挥链条,给员工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用现代管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只有地方政府加快自身的改革,做到职能上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让社会组织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土壤,让其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大的平台;只有各级行政组织变控制为服务,变管制为协调,变命令为沟通,才能使中国地方的社会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推进政府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研究——以哈尔滨为例

通过建立健全政府向第三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这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方向。哈尔滨市应加强统筹引导,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协调机制;完善对接机制,畅通购买服务渠道;实施绩效目标管理,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监管体系。     

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困境及破解之道

自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政府购买服务因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但是,随着实践工作的深入推进,也暴露出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待遇不同、事业单位角色定位不当、购买服务范围界定不清、经费补偿机制不合理、监管效力不显著等问题。因此,需要认清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条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工作职责,准确划定承接主体的范围,加强财务管理,构建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传统"养儿防老"和政府、单位养老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中,治理主体除了传统的家庭组织外,主要包括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它们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但是也存在角色职能发挥错位、监督缺位和社会文化氛围不足等问题,需要政府发挥主体作用、市场发挥联动作用以及第三部门发挥辅助作用共同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