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第三部门与政府治理的现代转型

本文基于共生的理念研究第三部门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为何及如柯构建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共生关系,而共生的基础和机制又是怎样?从而认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共生发展将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一、什么是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从广义上讲,涉及到政府本身以及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本质上是指政府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在国家管理中的关系问题。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并有效发挥市场体制的自主作用为关键,以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为重要补充。狭义上讲,政府治理体系更多是相对政府系统内部而言的,是指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体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权力配置与运作

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是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国家治理理念体现了以公平为导向的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关系的交互性、治理模式的复合性、治理方式的科学性以及治理结果的有效性。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重新审视国家权力的分配,尤其是政府权力的配置与运作。政府面临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甚至包括从治理主体到治理客体的转变。基于权力配置的政府职能转变应该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我们有必要探索政府权力架构及其合法性,梳理政府权力的来源与配置方式,并从行政权的内部分权制约、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配合,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分权合治层面等剖析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模式。     

从供给视角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正>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需要回答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谁来治理,即治理主体问题;二是治理什么,即治理内容问题;三是如何治理,即治理方式方法途径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其中治理主体问题居于核心位置。国家治理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不断发育,多元主体出现,需要有不同于过去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之相适应。一般认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     

地方治理理论视域下PPP模式在中国的运行困境及优化路径

PPP模式指政府与私人部门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共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公私部门间关系趋向平等化,且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PPP模式的内在价值与地方治理理论的本质内涵相一致,可以将PPP模式置于地方治理理论的视域下进行分析。权力资源主体多元化、公私部门间关系平等化及利益目标追求多样化是地方治理理论最为重要的三个向度,PPP模式要实现良性运行,就必须充分符合这些向度。然而,我国PPP模式却遭遇了项目权力配置失衡、公私部门关系失调以及风险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困境。要优化我国PPP模式,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双向监督体制,并完善风险利益分配机制。     

发展第三部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民主、法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它需要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我们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第三部门的作用发挥。因此，必须把推进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三部门与政府哭系研究述评

考察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解决二者“协作”或“对抗”或“协作对抗”或其他关系的立足点。当前,学术界对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四大理论,分别是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委托治理及志愿失灵理论、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分权制衡;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委托治理及志愿失灵理论强调政府是志愿失灵的衍生性制度,并主张二者同的优势合作;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理论将第三部门看成压力集团,本质也是在强调制衡。国内学者以此为基点,普遍将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归纳为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互惠合作、参与合作、授权合作、契约合作等．对二者问的竞争关系涉及较少。     

领域的适度分离：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阐释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是每个领域的核心价值逐渐彰显并形成自身固有价值属性和运行机理的过程,核心价值是各领域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同领域相互区分的重要特征。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的适度分离,即在尊重各自领域核心价值和运行机制的前提下与其他领域形成各司其职并互不侵犯,优势互补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关系的规范化,有利于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体系。     

理解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体制：一个角度和框架

社会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的管理过程.社会管理的主体要实现对社会管理客体的管理,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此,要明确政府的"社会本位"和治理理念是社会管理过程的根本理念;树立政府主导思想,主动承担社会管理职责,强化管理职能;强调政府管理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前提条件;以培养公民参与和志愿精神,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向独立、自主、自治的方面发展为落脚点.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框架与支撑体系——基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社会关系调整的方向。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涉及各层级政府内部权责配置,以及政府与社会等治理主体间多维度关系的构建和运行。从管理下移、服务下移、资源下移构建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框架,管理下移是核心,服务下移是目标,资源下移是保障。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一个"授权化"过程,需要包括授权文化与战略、授权结构性体制和授权策略与技术等各种治理要素的相互整合和综合运用,形成"授权化"的支撑体系。     

我国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的困境及其治理

药品安全治理涉及社会生活中多元主体和多重利益关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是单方面政府管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理学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经济法中的三元主体理论,为实现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现有政府单一监管体系,我国药品市场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等诸多问题。为此,构建一个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理性制衡、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社会共治体系尤为重要。解决的基本思路是:从企业、政府、社会三个维度出发,加强企业自律体系建设,完善政府监管体系,推进社会参与体系建设,以实现药品安全共治共享。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北大核心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演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动了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之外的“数字空间”的诞生。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现象,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通过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嬗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重构新时期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大实验场”,并持续塑造着“数字空间”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空间”政府需要在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主体关系定位,以及政府存在方式和服务供给模式上不断适时调整,以回应时代变迁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     

服务型政府：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

服务型政府是政府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理念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向公民、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一种行政范式。建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行政管理模式的目标选择。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理念、体制、生态环境三个层面建构服务型政府 ,是我国行政实践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多元发展及其现代化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广泛的认知与推广。社会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全然退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正确定位和能力建设。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式的重要转变。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运行向度以及治理手段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性转变成现在的多元性,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并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强公共危机应急治理的思路创新

公共危机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由于政府危机治理主导地位尚未确立、公众与第三部门的参与度不足、应急治理法治保障不够健全等诸多原因,我国的公共危机应急治理往往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为解决公共危机应急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具体来说,可以从政府的主导地位出发,培养公众和第三部门的参与能力,继而逐步形成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可行高效地进行公共危机应急治理。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三重逻辑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地方治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相连。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政府系统内部的纵横结构理性化逻辑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具有本质的相应性,更与社会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发育与公民意识生成逻辑具有直接的协同性。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机制推进以及社会法治与社会主体参与协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逻辑关系中日趋完善,并与整体改革开放进程同步、同向。     

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逻辑、根本特性和原则——基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的维度

文章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观、社会总体观,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内在逻辑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层面是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而改革的重心则在国家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当以国家改革为轴心、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两翼,全面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推进过程当遵循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遵循权利本位、权利平等、权利有序发展的原则;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还当发挥无私无畏勇于改革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