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多层协商视域下的公民文化素质建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精髓在于突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正所谓"商以求同,协以成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强调,要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不仅要具有"广泛性",更应具有"多层性",即体现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及基层协商等各方面。同时,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切实发展还需要提升公民的主体意识、理性能力等方面基本素质。因此,要推进多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还要加强公民文化素质建设,从而为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必要的主体支持。     

深入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探析

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存在协商发展不均衡,形式大于实质,协商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行政化,缺乏协商理念;法制和机制不完善;协商意愿淡薄,协商能力不强;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匮乏;协商技术供给不足等方面。亟须采取加强党建引领、加强法治保障完善协商机制建设、提高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创新协商民主新方法等针对性措施,有效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深入发展。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必要性及途径

根据中国历史国情与政治现实,可以也应该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运作的制度平台。全方位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事业,需要以中国人大制度为实践平台,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共进,而中国人大制度本身就体现了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的意义有以下三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协商民主理论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有利于政治团结;通过制度合法性建设从而巩固我国的国家制度。在人大制度中推行协商民主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有以下三个方面:选举过程、立法过程与人大代表汇通民意的过程。即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协商机制与实践;将立法听证制度作为平台推动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协商实践;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民意表达与协商机制。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社会组织: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生长点

协商民主的有序、有效运行,需要建构一定的渠道。其中,社会组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正是在社会组织这个平台以及由这个平台所塑造的公共空间中,公民有序行使民主权利,充分运用其公共理性,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夙愿。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应优化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区分层级,重点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建立健全配套保障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协商治理。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北大核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之间相互契合、内在联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最管用的制度体系、最广泛的民主参与、最大公约数的包容性、最真实的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同向协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践行协商民主,拓宽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社会治理实践下的民生福祉;构建理性规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比较研究——以温岭制度外“民主恳谈”到制度内人大参与式决策实践为例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全会上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上升为党的四种民主治理制度形式之一。强调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本文试以台州温岭10年基层民主实践创新到制度内人大参与式协商民主决策进行比较,对执政党新时期民主制度、领导体制建设进行疏理和总结,进一步促进基层民主与执政党民主制度互动,为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挥参政党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正>中共十八大强调"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政党民主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将共同致力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协商民主拓宽了我国多党合作的道路关于政党协商,目前有这样一种理论:协商民主是不同于选举民主的另一种形式,而政党协商民主就是人民政协组织已实行多年的政治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     

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思路析论

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是其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体系的运作角度而言,"制度化"不仅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包括制度在实践中获得认同和支持,其权威性、合法性得以确立的整个过程。我国农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应该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农村协商民主地方治理经验经过系统理性的论证、总结,从而上升为稳定的制度和程序,或者从"非正式制度"转变为"正式制度";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真正融入现行地方治理体系,确立其权威性,并得到切实遵守和实施。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