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

本文认为应试教育导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学校生活单调枯燥，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单纯重视智力教育，忽视对学生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素质的教育；只重视少数“尖子生”，忽视和冷落了“落差生”；应试教育模式造成师生关系紧张；造成中小学生主体性的缺失。这种种问题又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预防未成年然违法犯罪，一项重要的举措是改进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的改进之道在于实施素质教育。     

浅谈问题学生的转化

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可谓“各具形态”的学生。俗话说：“十个手指有长短。”学生由于遗传素质、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的不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仍存在着差异，站在教师面前的既有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同时又会有问题学生，就因为这些问题学生，使得我们的家长头痛，教师叫苦不迭。何谓问题学生呢所谓问题学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双差生”，是指在思想品德和学习方面都比一般学生差的学生。这些学生思想落后，集体荣誉感差，不求上进、厌学，他们往往扰乱课堂秩序，害人害己，弄得不好甚至会…     

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

农村“留守子女”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城乡就业壁垒打破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当前户籍管理制度的“副产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守子女”的数量会进一步加大，“留守子女”的教育、成长问题日趋凸现出来。农民工留守子女往往缺乏应有的教育，容易出现“情感饥饿”、性格缺陷、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等“留守综合症”。 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虽然逐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事实表明收效甚微。“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结局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当今我国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存在着很大缺陷的基础上，分别从家庭教育的缺乏。学校教育的缺陷；社会整体发展的不良影响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当今我国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然后针对遗成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从完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阐述了解决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看不见的正义？——从比较法视角看未成年刑事审判的不公开与公开

未成年刑事案件以“看不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从美国未成年刑事审判经历的“公开模式——不公开模式——混合模式”转变中清晰可见。如何把握公开审理的限度和克服不公开审理的弊端，是改革我国未成年刑事审判方式的关键之一。     

未成年学生离家出走现象探析

未成年学生离家出走是目前学校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它已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给家庭和学生本人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家庭暴力、应试教育、教师不良行为及网络成隐等因素是造成未成年学生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预防未成年学生离家出走，需要政府、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共同努力、齐抓共管，营造良好的家庭、社区、学校氛围，从而减少或预防未成年学生离家出走。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余克礼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基本构想——“一国两制”。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实践、论证，这一伟大构想已经发展、完善为邓小平理...     

是和平发展还是“中国威胁”——基于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政府不懈地宣示与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基本能持一种平和与理解态度，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错误知觉——“中国威胁论”也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某些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时尚”，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文化威胁论”、“人口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因此，深入透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并揭示其逻辑盲点和错误知觉，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正确探寻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路径。     

数读·工会

今年，石景山区总工会利用“社区联建门店”的基层党建新模式，促进“社区联合工会”建设。在社区成立联合工会，同时设立职工之家和工会服务点，统一挂牌、统一公开制度、统一规范管理，形成“会家点”三合一的基层工会工作模式。截止到目前，“会家点”三合一社区工会工作模式已在石景山区全部135个社区联合工会推广。     

平民呼声——从"社会皮肤"看网络舆论

通过德国社会学家诺尔·诺依曼的——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理论，分析网络作为当今一种敏感的“社会皮肤”，在社会上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弥补“问题学生”社会化环境的缺陷——工读教育价值探讨之二

工读学生存在的心理、思想道德、学业、行为等方面的种种问题，无一不与他们的社会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调查表明，家庭不良环境及父母教育能力缺陷、普通学校难以提供特殊教育、社区保护不到位无法应对“问题少年”等问题普遍存在。工读学校为“问题少年”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特殊的教育、特殊的保护，对于弥补、家庭、学校、社区的教育缺陷，帮助“问题学生”克服社会适应方面的障碍、预防犯罪有重要作用。     

实施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行动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司法部等部委联合开展的“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在北京启动，该行动计划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以增强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杨贵仁称，目前，我国有两亿多名在校学生，但受到社会发展、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些学生学习紧张，生活枯燥，处于超负荷状态；有些学生缺乏体育锻炼，造成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下降；有些学生心理脆弱，缺乏控制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意义与价值世界中的“两型社会”建设

“两型社会”是在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一种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在观念层面上必须实现由“浅绿色”资源环境观念向“深绿色”环境观念的深化；在实践层面上必须实现由资源环境“收益趋小型”思维向资源环境“收益扩张型”思维的转变.     

浅论数学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数学教学大纲》指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江泽民总书记就经常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杨振宁教授通过比较中、外留学生的不同也曾指出，中国学生在数学运算和推理方面比国外学生有明显优势，但是不善于提出问题，缺乏创新精神。因此，中国人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需要不断的改革，需要提倡创新教育。那么如何在数学课堂上实施创新教育呢？     

角色互动——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相互关系

本文通过引入两个社会学概念——角色与互动，并以此为基础来证明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着三种动态模式：即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被害人——推动”模式、冲突模式。     

寻找中国活力——社会活力的压抑与释放

中国需要继续出发，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也和政治、经济和社会是否能确立“新常态”联系在一起。 去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在所作的报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强调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在2014年11月2日，在福建调研时，他又提到了要“激发社会活力”。     

论国际道德的历史跃迁

国际社会不但存在着道德,而且存在着国际关系伦理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这一逻辑体现在国际道德历史跃迁的三个阶段上:即无政府条件下的“自在状态”——冲突,相互依赖条件下的“自主状态”——合作,国际机制及其规范合法性条件下的“自为状态”——建构。     

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的非刑罚化处遇——从两例溺婴案件引发的思考

“少女妈妈”是最近随着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这个特殊群体溺婴的特妹行为为司法处罚带来困境和尴尬。本文从两个案例出发，从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格刑法论、刑罚可罚性以及刑法谦抑精神的角度为“少女妈妈”溺婴行为寻找“安全出口”，试图使其去刑罚化。     

“严打”的理论反思与规范

“严打”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实施二十年来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从基层检察官的视角指出了“严打”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对“严打”进行了理论反思。指出“严打”必将和收容审查等制度一样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逐渐淡出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舞台——但在此过程中，理性的抉择则是如何规范“严打”。结合基层检察工作，本文提出了制定统一的“严打”刑事特别法；加强司法机关制约性，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求刑权；制定统一的刑事证据规则，明确“严打”期间的证明标准等规范“严打”的三点建议。     

论行为偏差学生的素质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正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作为改革过程中的工读教育，其对象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现有的教育对象已经不单纯包括过去单纯的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学生开展矫治性教育，同时还包括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困难的学生开展托管性教育。从目前工读学校接纳的工读学生和托管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大多属于行为偏差学生的范畴，如果用普通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经验和方法来对工读学生和托管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实际效果常常很不理想。所以，在世纪之交我国整个教育战线从应试教育全面转入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工读学校亟…     

在“宽”与“严”之间——对缓刑适用中引入社会调查员和心理鉴定制度

缓刑作为一种量刑制度，是宽严相济政策在青少年刑事审判中的重要载体和实现渠道。“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缓刑适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最难以把握的条件之一。如果说“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是已然的事实，可以根据证据材料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分析，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未然事实的判断，法官不是先知先觉者，要从已然的事实准确推断犯罪人将来一定不再危害社会从而对其宣告缓刑，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2007年，海曙法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社会调查员制度和心理鉴定制度，通过对被告人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考察来综合评价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此作为法官把握缓刑适用的“宽”、“严”尺度。实践证明，社会调查报告和心理测评结论大大提高了法官对是否适用缓刑的内心确信，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缓刑适用条件有了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依据。以此为契机，我们认为有必要构建以社会调查和心理鉴定为核心内容的人格调查制度，在宏观制度与操作细节方面予以精心设计，使之配套协调。首先，应在立法层面赋予人格调查制度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次，在操作层面上，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人格鉴定机构，制定统一的婀巳罪人格鉴定标准》，在刑事侦查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事实后，由公安机关向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函，由鉴定委员会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出具鉴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