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技术侦查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易侵权性的特征。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实现密切相关。技术侦查立法应当体现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要求。我国技术侦查立法在措施使用范围、审查批准和执行机关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技术侦查手段

我国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手段既有理论基础又满足了实践需要。以立法形式规范反贪污贿赂技术侦查手段，是运用国家权力在反贪污贿赂犯罪与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保障发生冲突时的最佳平衡方式。对技术侦查手段应完善立法规范。     

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应用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是该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对象的高危险性、隐蔽性、科技性决定了该罪证据的收集、审查与普通刑事犯罪具有不同的要求。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投放危险物质罪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存在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因而,有必要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收集意识,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并重,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侦查的技术含量和鉴定质量,加强对证人的保护,以完善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应用。     

微罪立法之提倡

微罪是根据犯罪分层理论提出的区别于重罪、轻罪的犯罪类型。结合我国刑法结构与犯罪情势，将微罪界定为“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较为适宜。微罪立法可限制行政权、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提升我国犯罪治理司法化程度。未来应扩充微罪立法，优化立法技术，完善处遇措施；同时注重程序从简从快，加强出罪出刑，建立犯罪封存制度，通过各方并进、协同联动，提升微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研究--比较法角度的考察

电子监听是现代社会侦查某些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侦查措施,国外对此做了相关的立法.我国在侦查实践中虽已广泛采用了这一技术侦查措施,但在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因而有必要对电子监听进行立法上的探讨.     

当前网络色情活动的新特点及侦防要略

当前我国网络色情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传播方式更加隐蔽,传播手段更加多样,网上传播淫秽色情和诈骗、敲诈勒索等传统犯罪紧密结合,许多不法分子转而在境外租用服务器建立色情网站.网络色情的防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侦查打击力度,开辟侦查新途径,完善相关法律条款,组织开展网上群防群治,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诱惑侦查的规范解释学研究

诱惑侦查与陷害教唆紧密相关,游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基于打击特殊类型犯罪、搜集相关犯罪证据、抓捕相应犯罪嫌疑人这一刑事政策的考量,部分诱惑侦查被附条件合法化。根据诱惑侦查是否依法进行,可将其区分为合法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在合法与否的判定基准上,应坚持客观标准说;对"因诱之罪"不宜以犯罪论处,警察圈套中的部分职务行为因严重悖离了诱惑侦查的宗旨与适用界限,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可构成滥用职权罪或所教唆之罪的共犯。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认定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作为单位犯罪 ,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在实践认定中经常引发一些争论。比如 ,混合制公司、单位的内设机构、部门等能否构成该罪的主体就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进行深入分析 ,将有助于该罪在立法与司法上的统一与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1997年刑法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之补充。但该罪在立法上和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司法适用中的社会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对该罪的罪名确定、客观特征、证明责任、犯罪主体以及法定刑等各方面进行反思、整合并加以完善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契合我国打击贪污腐败行为、促进廉政建设以及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理论的迫切需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兼论相关立法之完善

<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增设的犯罪,其罪名应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犯罪构成上看,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对象是有关单位管理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其客观行为是侵犯,具体行为方式表现为出售、非法提供、窃取或者其他方式.在具体认定时,应注意正确处理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此外,本罪在立法技术、罚金刑设置等方面有待完善.     

论经济犯罪案件的现场勘查

经济犯罪现场勘查包括现场访问、现场勘验、现场分析,经济犯罪案件现场与普通刑事案件现场内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场勘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经济犯罪案件现场勘验对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经济犯罪案件现场勘查的目标是通过现场访问和现场勘查,尽可能穷尽经济犯罪留下的各种空间信息,通过合乎逻辑的现场分析,重建经济犯罪现场,以便及时、准确地侦破经济犯罪案件.     

浅论“犯罪预警”

犯罪预警是依据某种特定时空下的犯罪情况和治安情况,按照合理的分析和逻辑判断,对此类犯罪向社会发出及时、明确的通报和警告。它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志,对于犯罪预防、侦查工作的开展都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犯罪预警体制,需要探索、构建。     

对犯罪现场重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犯罪现场重建是基于对犯罪现场获得的各类形式的证据,结合所获取的相关客观事实,合乎逻辑地以抽象、形象或实物模拟的方式,重新构筑犯罪现场所发生的犯罪内容和犯罪过程,并探明与之相关的犯罪行为的个人特点和犯罪条件的侦查活动。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新型犯罪之一,它以持有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于传统上以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表现方式的犯罪。在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数百个罪名中只有持有型犯罪最为独特。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方式来归类的一类犯罪。认定持有型犯罪应坚持准确地界定犯罪对象的原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司法实践中持有型犯罪与相关罪的吸收、牵连、想象竞合、数罪并罚关系。     

社会转型期犯罪的特点、趋势和预防对策

在中国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单位犯罪的问题日益复杂,流动性、跨地域性犯罪和有组织团伙犯罪增多,犯罪手段更加高科技化、网络化;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网络犯罪、职务犯罪等又呈现出各自的发展趋势。惩治和预防犯罪应当从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入手,同时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被害人承诺相关问题探究

欺骗他人相约自杀的,不构成犯罪.在承诺表示方式上,意思方向说较为合理,不应将行为人认识到承诺的存在作为主观的正当化因素.承诺动机的好坏,不应成为考虑承诺有效与否的因素.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基本上是合理的.一方同意对方重婚的,仍构成重婚罪.组织卖淫罪因有被害人的承诺,不应与没有被害人承诺的强迫卖淫罪配置同样的法定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因为存在被害人承诺的因素,现行法定刑配置过重.由于拐卖妇女罪保护的法益只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故妇女同意自己被拐卖的,不构成犯罪.     

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机构体系化

犯罪与犯罪防治机构是一对对应存在的社会现象,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现代特性,建立包括国家专职机构、国际合作机构、辅助机构、市民公众组织与代表在内的犯罪防治体系将是有效的回应方式。     

把握城市犯罪特点完善刑侦工作机制--上海刑侦部门应对特大型城市犯罪发展的对策思考

伴随上海向国际性大城市发展的过程,刑事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上海刑事侦查工作必须正确认识特大型城市刑事犯罪特点,把握城市犯罪发展规律.公安刑侦部门应加快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刑侦警务工作机制和系统工程,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犯罪的打控能力.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不仅危害了公共安全,而且危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构成本罪的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国家和政治组织、民族团体等。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处罚,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区分本罪与其他罪;二是一罪与数罪的适用。     

犯罪客体要件不可轻言废弃——对“客体要件否定论”理由的质疑

“客体要件否定论”者主张将犯罪客体要件从犯罪构成中彻底废弃的理由是欠缺说服力的,并不能成为废除犯罪客体要件的合理依据。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也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具有独立的功能,应坚持其在犯罪构成中作为独立要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