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金融及其发展——互联网金融P2P网贷发展的当下问题及对策探讨

近年来,随着以P2P网贷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出现井喷式发展,其作为草根金融的功能日益得到强化。然而,以P2P公司为代表的草根金融在"野蛮生长"的同时,却陷入了"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之"三无"境地,P2P网贷诈骗案件频发、平台关门倒闭已成为当前我国P2P网贷行业之常态。纵观当下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征信体系难以与人民银行相对接,导致其自身征信系统脆弱,这是我国P2P网贷发展的核心障碍;其二,行业道德风险成为互联网P2P网贷平台交易的主要风险;其三,P2P行业监管的法律文本缺失,导致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现象频发。为此,要构建P2P网贷征信系统,引入互联网交易诚信借贷机制;强化互联网金融的用户身份认证,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实行互联网金融分类监管等,以强化互联网金融作为草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功能。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     

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实践逻辑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其实现程度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建设监管型政府角度出发,对1949—2014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社会性监管,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成为近些年的重点,市场性监管、行政性监管领域逐渐走向成熟。监管手段逐渐由"加强监管"的口号层面,发展到提出依法监管,监管的基本手段、标准和方式的方法层面,再到提出构建监管体系,完善机制的制度层面。同时,选择处于改革中的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展现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实践逻辑,并提出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对社会性监管的重要意义。     

商事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监管——以广州市P区为例

商事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亟需政府监管方式的调整配套,才能使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并"释放红利"。在商事制度改革紧锣密鼓的推进中,政府监管存在效率低下、职责不清、信息互联不畅等失调问题。观念陈旧、法规滞后、手段落后是导致监管存在问题的认识性、制度性和工具性根源。推动政府监管从失调到协调转型,需要创新服务理念,建立权责清单;内外协作联动,健全监管机制;联通信息孤岛,重构监管平台。     

市井人语

正这样的"X光机"宜推而广之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南省"互联网+监督"平台目前正式上线,这意味着民生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的使用,从此有了监管的"光机"。据X了解,这也是全国首个涵盖省市县三级的"互联网+监督"立体化平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注重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可在一些地方,个别人为了中饱私囊,不惜铤而走险,把黑手伸向政府实施的民生项目工程和扶贫资金,肥了自己坑害了老百姓,损害了政府形象。因此,湖南省推出的这种"光机",能有效X堵住腐败分子想钻的漏洞,是防范和治理民生领域     

从权威管理到共同治理: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的演变及趋向——学习习近平关于互联网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

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网络具有跨国界、越时空、传播快、多互动等特性,这导致以政府为主体、以业务许可制为基础、以规范有序为管理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传统管理模式陷入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以事中和事后监管为重点的互动合作的互联网共同治理模式,将是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必然趋势。当前,在互联网治理工作中要着重研究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向度。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监管: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大范围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事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买了之"等事中事后监管缺位问题。监管缺位既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不健全,更有体制机制上的漏洞,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之进行全面梳理。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成熟的地方实践,文章提出完善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事中事后监管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的思路和建议。     

食品安全:从“大监管”到“深治理”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因素的复杂性与即时性、食品加工及交易的频繁性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的强隐藏性等,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先天缺陷"。但由于其职能对应的是显性、急性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就会夸大其作用,结果会使食品安全治理陷入只要政府控制住了食品安全事件就等于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误区,进而诱发理论界和政府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上的"监管主义"与"大监管"格局。然而,"大监管"格局并非保证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反而还会导致监管的低效率和食品安全治理的偏失。为此,应采取"小而精"的终端食品加工监管,更加重视始端治理的绿色农业技术服务,使县域城镇成为提供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的有效载体,以实现我国食品安全     

共享经济平台自主治理研究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共享经济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平台在商业模式上不断创新的同时,形成了新的自主治理方式,在制定治理规则、形成信任关系和对违反规则行为的惩罚上都发展出了与传统治理方式不同的机制。共享经济平台发展也存在各参与主体利益冲突、政府监管不足以及自身的自然垄断性问题。为更好地发展共享经济平台,推动治理方式创新,共享经济平台治理应进一步厘清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及实现方式,健全政府监管体系,促进市场竞争。     

基于消费者保护的“四维”金融监管机制构建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态的变化和发展,民间金融、地下钱庄、互联网金融以及层出不穷的新业务游离在现有监管机制之外,金融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本文提出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四维"监管机制:运用适应性监管理念,实现金融消费者风险忍受度与实际面临风险的匹配;运用包容性监管理念,使得金融创新较好地被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从功能性监管角度,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从全程性监管角度,完善监管流程及模式。     

简析互联网对佛教传播的影响

互联网对佛教传播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着消极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互联网有利于佛法的传播,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歪理邪说也借助互联网得以迅速地传播并流毒甚广,这不仅影响了佛教的声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尽量减少互联网对佛教传播的不利影响。对策是:政府要优化环境;政府要完善法律体系;强化对互联网的监管;寺院要加强网站建设。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路径探究

我国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治理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仍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资金信息不透明、后续管护缺监管、"厕所革命"相关治理文化不足等问题。农村"厕所革命"治理需坚持党的领导与政府负责、发挥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优势、培养农民"厕所革命"的主人翁意识及建立协同联动监管机制,从而使"厕所革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有效解决农村厕改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论转型时期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期,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社会转型的风险,也对国家推进互联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缺失、预警处置机制虚置、正面引导不力、信息失控失真、预防和应对无措等问题,要以动态化治理的理念为指引,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克服"官僚独白式"的话语结构,积极转变舆情危机治理思路,整合监管力量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舆情治理的技术和工具,探寻符合国情的法治化治网之路。同时,要响应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环境变迁,探索"互联网+政务"的治理模式,促进和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网环境,共创和谐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究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主要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这种模式细化了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专业化行政能力,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检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成、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