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的实行

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     

党内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构成——兼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党内问责制是与行政问责制相对应,专门针对政党组织内部的问责制度。从党政关系的视角来讲,行政问责离不开党内问责制,只有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配套实行并发挥作用,问责体系才算健全与完善。有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解读,从党内问责主体、对象、内容、情形、方式、结果、执行等七个方面分析党内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并对其构建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从7·23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的行政问责处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中行政问责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未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绩效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功能。由于多种原因,在政府绩效问责制的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只有正确认识绩效问责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成功地推进政府绩效问责制建设,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人大问责三人谈——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以食品安全问责为例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实践中运用得也多起来,但其主要是行政机关同体问责,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问责为何一直缺位？针对人大问责，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也有所讨论。为什么要人大问责？人大问责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人大如何问责？我们期待理论和实际工作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建立行政问责制的难点与对策探究

建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当前的试点中存在着范围不广、层次不深的问题,导致行政问责流于形式,目的难以实现,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突破点在于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提高公众参与问责的积极性、畅通问责渠道、完善问责程序、加快问责立法等。     

关于完善行政问责程序的思考

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问责启动程序还不完备,处理程序也不健全。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对于有效发挥行政问责的监督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上,要完善受理与立案制度;在问责的处理程序上,要完善调查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我国公务员问责制的反思与对策

问责制度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又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其行为更加存在问责的必要.完善问责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的需要,而且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公民问责的新思考：依据、价值与路径解析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着坚实的依据和独特价值。人民主权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民问责的理论依据，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其宪法依据。公民问责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行政问责的范围；问责热情高，态度坚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全面监督等。当前必须从加强公民问责文化建设、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等方面入手，促进公民问责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网络问责的缺失与完善

网络问责,开辟了行政问责的网络视域,拓展了网络时代探讨行政问责制改革发展的理论视角。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大众性和异体性、分散性与集聚性以及便捷性和互动性。当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网络问责的效率,也严重制约了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加快治理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