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完善

经过30年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发展,临时禁令以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形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效果。为回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维度地反思和检讨知识产权救济中临时禁令制度所面临的规范冲突、体系交织、类型缺位、程序薄弱、标准模糊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立法中必须明确临时禁令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与归属;统一临时禁令体系的普遍适用规则;增添临时禁令的缺位类型;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要素;加快禁令审查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临时禁令到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临时禁令”制度，具有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但这种立法体例也使人很容易对这一制度的性质产生误解，即简单地把临时禁令视为受害人的一项实体请求权。而忽视其属于行为保全制度的程序法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的禁令制度适用效果较好，随着从事后损害赔偿救济向事前防范方向转变的法律理念的发展，行为保全制度适用的需求已超出了现有立法设定的范围，因此将其上升为普遍适用的程序制度既是立法完善的需要也是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必然结果。     

中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立法比较

我国现行立法中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单纯强调补偿受害人损失,但因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往往难以补偿受害人实际损失、遏制再次侵权的发生。美国知识产权法在补偿性损害赔偿基础上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补偿受害者的同时惩戒侵权者,双向调节遏制侵权。我国知识产权法有必要借鉴美国立法,完善赔偿数额制度。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探析

我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基本上是依据Trips协议的要求而建立,但在具体适用中尚有争议.笔者从侵权可能性的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发生、申请人提供担保情况及公共利益的维护四个方面探讨了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实体要件,并进一步提出法律应对诉前禁令的时效作出特殊规定,诉前禁令也可以适用于仲裁程序.     

知识产权禁令救济:法理解析、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存在立法混乱、体系不清、标准缺失、保障缺乏等缺陷,为适应现实需求,应借鉴成熟立法例,对其进行完善与创新,在立法层次上厘清与统一禁令的各种具体制度,规定系统的禁令类型,明确禁令适用要件,增加听证程序,加强禁令执行保障.     

民法典时代版权引诱侵权规范体系构造

民法典时代,诸多法律规范尤其是侵权法规则需要修正甚至重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遇到新的挑战.《著作权法》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引入间接侵权的相关规则,而版权引诱侵权本身更非立法用语,但相关司法实践并没有止步,以至规则指向教唆、帮助侵权并将教唆、帮助两者混同,甚至出现跳过版权引诱侵权直接认定侵权的情况.对此,可以对比美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运用,构建我国版权引诱侵权规范体系,即厘清版权引诱侵权规范要素,对版权引诱侵权予以定型化,重点突出故意意图,给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适用例外,区分引诱与帮助侵权,把版权引诱侵权从共同侵权中剥离出来,明确按份责任的法效果.     

美国专利侵权永久禁令制度及其启示

有观点认为美国的专利侵权永久禁令等同于我国的停止侵权,因此,有必要在美国专利法框架内,对永久禁令分别从法理、立法、司法角度进行深入考察,认清其特质.永久禁令是在案件经过审理后作出判决时给予胜诉方的一种救济,不同于初步禁令、临时限制令.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eBay案,强调永久禁令的衡平法救济性质,应适用“四要素检验标准”.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停止侵权民事责任不同于美国永久禁令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后者的有益之处,突破“当然适用论”,构建起停止侵权责任的灵活适用规则,遏制“专利渔翁”,破解“反公地悲剧”.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永久禁令——以新的视野审视“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美国法院就永久禁令特别适用的是“一般规则”,即对有效专利的侵权事实一旦确立,法院几乎“自动地”签发永久禁令。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案件中认为这种特殊的禁令规则并不合理,重新确立了传统禁令适用的“四要素检验标准”,使永久禁令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签发比以往要严格许多。为建立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专利法制度,我国专利诉讼中侵权民事责任的适用也应有其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尤其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即便专利侵权主张成立,法院仍可以判决不支持专利权人要求停止侵权的诉讼主张,而要求侵权行为人赔偿已经实施的行为及将要继续实施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现有技术抗辩规则若干问题研究——兼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

现有技术抗辩规则在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中已经广泛应用，但现有法律文件中却未对此有所提及。《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基于国外经验的借鉴以及专利侵权法律制度完善的要求，《专利法》有确认现有技术抗辩规则的必要。但是，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该规则还有所误解。规则所包括的技术应是自由公知技术，规则应仅适用于等同侵权的案件。     

知识产权法中的停止侵害救济制度

停止侵害作为知识产权法中的基本救济制度,尚缺乏理论研究的重视与立法建构的关切。停止侵害的限制性、选择性适用路径突破了旧有法则和传统制度范式,高度契合利益平衡的精神蕴含,为域外学说判例所采纳运用,且于我国司法实践环节亦有体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应在理论上反思检讨知识产权“类财产权”的保护模式,坚持停止侵害救济方式与知识产权制度特质、宗旨的内在统一。宜从民法与知识产权法两大制度维度来重塑停止侵害救济的立法模式与规则体系,消解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制度困境,以补充完善现行规范之缺漏。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技术秘密领域的适用

包括竞争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孕育于民法,虽有其个性化特点,但仍应以民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为指导。物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否能够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争议颇大,根本原因在于其客体的无体性,但鉴于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同质性与同构性,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并不影响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实现。技术秘密领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更有其特殊性,国外立法例亦存在三种不同立场,但仍然给我带来诸多具有共性的启示,例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不同权利之间保护强度的平衡。鉴此,在技术秘密侵权产品的交易中应当适用善意取得规则,这不仅是现有知识产权法规之间逻辑自洽的需要,也是当下我国技术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建议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出台司法解释：“该条第三款所指商业秘密包括使用该商业秘密生产的侵权产品,侵权产品的善意购买人通过正常商业方式、支付合理对价取得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我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现实考察及正当性构建

关于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考察。文章结合司法实践,从正当性程序的角度对该制度的设计进行了研究。在全面回顾我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立法后对引入该制度的学理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诉前禁令具有程序法的性质。尽管目前我国立法存在许多缺陷,但实践中经过各地法院的不断探索,对一些好的措施,如听证程序、审查内容等已形成融合之势。基于对正当性程序具有的普遍认同的核心要素,本文对今后我国诉前禁令制度的发展作了建设性设计。     

侵权责任法视角下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及知识产权立法尚未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侵权责任法有关民事权益侵权的归责原则,必将对构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体系产生积极影响。以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为指导,以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作为知识产权侵权的基本归责原则,探讨适用无过错原则和平均责任的可能性,有利于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预防和制裁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创造力的保护。     

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禁令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中国参加WTO后,建立了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它对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制止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建立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过程、主要内容及司法实践,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一些设想。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既是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观需要。我国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已初步建立起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然而这一制度...     

完善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基于比较法视野的研究启示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在各国（地区）立法以及国际条约中均有所体现,但其实质内容却不尽相同。基于此,以我国著作权立法与实践的现状检讨为突破,从宏观意义上的整体制度架构和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内容规则展开比较研究。是构建理想制度形态的重要路径。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立法修订应在雏固现有整体框架的基础上,平行三种计算方法的适用序位,精心雕琢“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的考量标准,全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定赔偿制度。     

论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认定的正确法律适用

由于案件的涉外性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在法律适用上较为特殊。受到审判经验不足和法律渊源不完善的限制，我国法院往往简单地将我国法律直接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从对国内外相关司法实践和理论学说的讨论中可以得知，我国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应当以适用请求保护国法为原则，同时在遵守现有法律渊源的基础上，适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等问题加以慎重对待。     

浅析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损害赔偿制度是知识产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国基本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给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立法不统一、侵权赔偿权利人是否具有选择权没有明确规定、法定赔偿方法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应当包括对知识产权财产权益损失的赔偿及对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损害的赔偿。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可以通过如下标准计算：权利人的实际损害、侵权人非法获利以及法定赔偿额。     

美国禁令制度研究——兼评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临时禁令制度

禁令(Injunction)是指法院发出的带有强制性的禁止当事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或要求当事人作出特定行为的一项命令.[1]在当代的美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禁令作为一项独具特色而又古老、行之有效的衡平法救济形式沿用至今,并已发展成为一整套较成熟的规则程序.同时,禁令制度在日益增多的家庭暴力、环境保护、商业秘密等案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了社会及公众的认可.本文将对美国禁令制度的产生与适用原则,禁令发布的条件与标准,禁令的上诉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禁令的分类以及禁令的执行等程序进行介绍,进而与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新增设的临时禁令(也称"诉前停止侵权")作比较,并就相关规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中国涉外网络侵权管辖权研究

我国当前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所确立的被告住所地一般管辖规则和侵权行为地特殊管辖规则,可继续适用于网络侵权争议管辖权的确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侵权争议案件的复杂性,将场所化理念与多元分析要素切实注入管辖权分析之中,特别是在立法上也缺乏有关诽谤等人格侵权与知识产权侵权管辖权行使的特殊规定.我国的涉外网络侵权管辖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待在矫正传统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管辖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注入以合理预见、利益中心、关联争议集中管辖等分析要素进一步予以考察重构.因信息网络传播所引起的侵权争议,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应确立在有关争议与受案法院地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除非没有其他行使管辖权的可能,受案法院不能仅以有关侵权行为发生在该地为受理案件的唯一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