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结构析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多重政治动力要素协同推进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改革创新等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要素,三者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力结构,共同推动着我国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主体动力,能够依托执政党权威与政策推动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从价值层面界定了国家治理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内核;改革创新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能够破除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国家治理理念与范式,从制度层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跨省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府际博弈与利益整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三大行动集团之间的并力共持,是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开启破冰之旅的关键。中央政府承担跨越行政区的省际统筹与引领职能,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执行和省际户籍转换职能,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协作供给职能。然而,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表明,由于三大行动集团之间存在"利益不相容",它们在跨省户籍改革中的府际博弈均体现出非合作博弈路径。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特征,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符合"囚徒困境"逻辑,而政社间的博弈则呈现出"智猪博弈"格局。要在跨省户籍改革中实现三大行动集团的利益整合,亟须构建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央地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与公共服务跨部门协作供给机制。     

中国民主行政模式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治理变革必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思想意识变化的要求,以国家政策趋向和地方创新实践为基础,实行民主行政。建构中国民主行政模式,需要政府树立民主与公共的价值理念,创新公共服务和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并从技术操作层面加强政府的问责机制与公民的参与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行政道路。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基于制度创新角度的探析

相对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还比较滞后,这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资源短缺、执行主体素质不高、执行机制不合理等因素有关。要提升地方政府组织的执行力,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包括重塑政府组织架构,推进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完善统筹各方的政府利益整合机制,同时必须健全政府的执行监控机制,培育异于官僚文化的新型政府执行力文化,等。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从优势到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几点思考

推进义务教育统筹发展,是实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推进我国义务教育统筹发展,要切实提升中央政府的引导能力与调控积极性,强化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主体责任,理顺省级政府与市县乡级政府在义务教育统筹方面的事权关系,以降低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制度运行成本;在义务教育统筹发展决策过程中合理运用社会智力,引入社会资本,吸纳社会力量,以扩大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社会力量的参与;将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在法律层面规定好义务教育统筹主体的责权关系,理顺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以提升义务教育统筹发展制度的权威性;合理限定政府统筹角色,建立统筹效果评价机制,健全统筹发展问责机制,以突破义务教育统筹发展的路径依赖。     

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将政策科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工具载体,与地方政府治理是三维向度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政策工具实践并未实现现代化诉求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动态均衡,鉴于此,须从优化政策工具时代应用背景、建设地方政府特色新型智库、强化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功能、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转向。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视角,又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

不断提高政府的决策创新能力,促进政府政策创新的展开对我国政策过程、政府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政策主体、政策资源、政策体制和地方政府政策自身特点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政策创新受到极大的限制。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再创新的对策有:造就高素质的政策主体,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策体制,开发并整合地方政府现有的政策资源,形成并发展促进政策创新的激励机制,营造促进政策创新的社会和组织环境。     

对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机制的探析

分权制的实施使政府间关系发生变化,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间横向联系日益增多。横向地方政府作为互不统辖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的竞争有日趋增加之势,相应地方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增多,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加以关注。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构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法约尔桥"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其建议为:实现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设立横向间独立协调机构;建立多元化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