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谋略在侦查工作中的地位

在侦查工作中，谋略不仅必要，而且居于首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在侦查实践中却未得到足够和应有的重视与体现。谋略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始终。应提倡运用谋略，积极主动地、有意识地、具体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拥有谋略本领的根本途经是学习、实践的循环往复，积累与提高。     

论侦查对抗及其谋略

侦查活动是一种活力对抗,其攻防的明暗、态势的不对等,必然使其具有对策思维的谋略性,侦查谋略的运用不可避免。在探讨谋略思维和侦查谋略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确侦查谋略在侦查对策中的位置。     

论侦查对抗及其谋略

侦查活动是一种活力对抗，其攻防的明暗、态势的不对等，必然使其具有对策思维的谋略性。侦查谋略的运用不可避免。在探讨谋略思维和侦查谋略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确侦查谋略在侦查对策中的位置。     

论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北大核心

从侦破刑事案件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侦查实践中运用侦查谋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侦查谋略的具体运用方式灵活多变,相关法律规定较为模糊,且滥用侦查谋略容易造成违法后果,有关各界对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一直没有达成较为明确的共识。为了达到有效且合法运用侦查谋略之目的,应当对运用侦查谋略的合法性底限进行细致而具体的讨论。合法运用侦查谋略需要考虑比例原则等一般性要求,讯问和秘密侦查中运用侦查谋略则需要根据侦查谋略的种类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把握相应的合法性底限。     

论诱惑侦查中的谋略设计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践中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诱惑侦查与谋略密不可分。在实践中应重视机会提供型和抓捕型诱惑侦查中的谋略设计。谋略的设计要依据施谋对象的心理需求、心理定势、心理弱点和案件侦查的态势而定。     

侦查谋略中欺骗的运用及界限——以审讯为切入点

侦查谋略带有静态和动态意义上的欺骗性质，使用不当将构成违法取证行为。其所获得的证据也可能因此遭到排除。而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侦查活动的对抗性。使得欺骗性侦查谋略在整个侦查活动中的运用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对侦查谋略中欺骗手段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分十分必要。在侦查过程中，欺骗性侦查谋略的使用应该严格控制在合法范围内，以确保所获供述的真实性。     

论侦查谋略在边防部门管辖的毒品案件中的运用

毒品案件侦查谋略具有隐蔽性、迷惑性、针对性、灵活性、实施目的的限时性和施谋对象的不完全确定性等特性。毒品案件中运用侦查谋略的必要性是由毒品案件的特点和我国公安边防缉毒现状所决定的。公安边防部门在侦查毒品案件时常用的侦查谋略主要有巧设圈套、引蛇出洞;以惑诱错,示假隐真;欲擒故纵;巧施离间,分化瓦解;将计就计,攻其不备,以奇制胜及深入虎穴,内外夹击。毒品案件侦查谋略运用中应注意胸怀全局,周密计划,随机应变,因势制敌,依法施谋。     

诱惑侦查方法研究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践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实施诱惑侦查应制定周密详细的侦查方案,获取准确的情报,并对情报进行查证和研判,选择合适的侦查诱饵,进行适度诱惑,支持行动到位,及时收网。诱惑侦查中应精心运筹侦查谋略,注意谋略与措施的配套运用。     

浅议禁毒情报工作中谋略的运用

谋略是社会领域中对峙双方斗争中克敌制胜的计谋和策略。谋略在禁毒情报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毒品犯罪情报工作中谋略的具体运用表现在收集、获取情报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所实施的各种收集情报的过程和活动中。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的侦查措施和手段的运用,其实就是各种谋略的具体运用。     

论侦查谋略与司法诚信

侦破案件需要智谋,司法权威需要诚信,它们具有冲突性。侦查并非纯粹的司法,取证只是司法的准备。侦查效率需隐蔽案侦情况,司法准备需取证公开。侦查谋略需有欺骗性,司法诚信需有正当性。我国立法曾考虑到谋略欺骗性的合法化问题。侦查谋略合理化有四个标准。刑侦职业道德有异于公开原则,忠于事实和法律是侦查员最大的诚信。其真诚善意,体现在对待当事人的具体态度上。实施侦查谋略,并不必然违背司法诚信。谋略运用需要个人素养,也需要制度保障。如何把握非法取证与侦查谋略的界限,体现在用谋施策的细微之处,反映着司法诚信的大局与面貌。     

证据战视角下有组织犯罪组织性认定侦查取证研究

"四战"理论的提出为当前刑侦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证据战"对公安机关提升打击有组织犯罪案件的能力尤为重要。有组织犯罪案件侦办取证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对其组织性的认定。应从证据链条构建、非犯罪事实认定以及经济活动三方面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认定进行研究。     

对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思考——以经济犯罪案件初查为视角

经济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凸显出经济犯罪侦查初查的重要地位,经济犯罪侦查初查折射出我国受案、立案制度的缺陷:立案规定与侦查实践的不协调“、立案前审查”的规定与初查实践的不协调、秘密侦查规定的缺无与司法实践的不协调。应当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客观把握侦查工作的规律,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受案、立案制度:立足实践需要,使秘密侦查有法可依;反映客观规律,科学确定启动侦查程序的条件;适应时代要求,完善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见证人制度

见证人是指应刑事侦查人员的邀请参加到勘验、搜查、扣押等特定的侦查活动中,观察监督该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人。见证人参与刑事侦查活动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侦查见证制度无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加强对见证人作用的重视,认识到见证人参与到特定的侦查程序中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现状下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再者应当建立利害关系人在场参与为主、见证人见证为辅的见证制度;同时从技术操作上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得实践中的侦查见证程序有法可依。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兴黔之路——略论贵州“后发赶超”的战略支撑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发展历程,贵州在选择和实施总体发展战略中,更需要找准能够影响和带动发展全局的战略支撑。走＂后发赶超＂之路,是贵州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当然选择。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撬动贵州经济社会全面加速发展的战略支撑,为贵州的＂后发赶超＂打下坚实基础。     

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

诱惑侦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务中却早已广泛适用,这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对于诱惑侦查应限于特殊类型的重大犯罪行为,并首先要界定其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当排除该案的全部证据,以证据不足做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规定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并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定罪量刑处罚。     

工业强省战略下贵阳市法制环境建设初探

当前，贵州全省都在为贯彻工业强省的战略部署而努力，作为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贵阳市，怎样发挥其带动作用，加强法制环境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贵阳市在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中如何建设与完善自身法制环境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贵阳市地方环境、BOT投资模式、地理标志保护、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就其法制环境的建设与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法定侦查行为的再分类研究

对侦查行为进行分类研究是认识和探索不同侦查行为之间关系,最终指导侦查实践的方法之一。法定侦查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决定了需要对法定侦查行为进行再分类研究。法定侦查行为可以再分类为任意侦查行为和强制侦查行为、立案前侦查行为和立案后侦查行为、公开侦查行为和秘密侦查行为等不同的类别。     

论行政强制检查

结合行政检查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正在酝酿制定中的《行政强制法》的相关内容,参考国外经验,对我国行政强制检查理论和制度应给予充分关注。行政强制检查权必须依法设定,权力分配应贯彻比例原则,其行使过程应加强程序监控和疏通救济渠道,同时充分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利。     

信息源理论简

信息源理论是系列性案件侦查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在充分研究犯罪场、侦查场和信息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而且经过了侦查实践的反复检验。信息源理论认为，在系列性案件侦破中，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是侦破案件的保证，获取和使用信息应该遵循数据完整性、综合数据优化、数据问相互联系和主元信息最优化四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