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悬赏执行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民事执行中一直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各级法院也一直不断地在探求解决之道。目前很多法院在执行中引入了悬赏执行制度,通过悬赏执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使其有钱花不掉、有福不能享,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从而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然而,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悬赏金额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其很难发挥出最佳效果。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出进一步完善。     

查封的房地产在产权转移过程中解封时效探析

人民法院在民事、经济等案件执行中，对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措施。”并按该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可以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以保障申请人权利的实现。在通常情况下，按此程序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目前,介于立法、司法等方面因素,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商有效的制度程序远未建立,还不能真正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加以分析思考,逐步加以完善.     

刍论我国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之立法修正

对民事执行时效的性质、效力等的认识与请求时效制度的正确建构,关系到民事执行请求权保障的程度。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民事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认识,形成了"除斥期间说""法定期间说""诉讼时效说"等,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从对民事执行时效性质的再认识,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所确定之民事执行时效制度,源于认识错误所导致的制度设计弊端显而易见。为保障民事执行请求权,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亟待立法修正,应当借民法典编纂之机,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置于民事实体法立法之中,平衡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时效制度之冲突,并完善民事执行时效届满后的效力认定程序。     

浅析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其实质就是当事人通过协商变更了原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内容，自行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从而使法院免于依职权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来实现执行终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民事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以及救济程序等几个方面对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执行视域中的大数据反腐：情境、结构与绩效

<正>大数据反腐的本质是执行大数据技术,提升权力监督的制度绩效。从技术执行视角分析,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要素包括情境、结构和绩效。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情境包括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客观情势、克服反腐信息不对称的内在需求以及反腐进入攻坚期的策略选择。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制度安排以及相     

技术执行视域中的大数据反腐：情境、结构与绩效

大数据反腐的本质是执行大数据技术,提升权力监督的制度绩效。从技术执行视角分析,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要素包括情境、结构和绩效。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情境包括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客观情势、反腐信息不对称克服的内在需求以及反腐进入攻坚期的策略选择。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主体行动介入。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绩效主要体现在堵塞监督漏洞、规范政府行为、精准追查腐败、有效预防腐败。优化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需要推进标准化设计,提升大数据反腐技术的制度嵌入性;兼顾区域和系统,打破反腐数据资源共享的技术壁垒;规范使用范围,防控大数据反腐技术应用的风险。     

大数据时代的地方政府数据应用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我国实现政府治理的战略性、科学化和个性化带来无限机遇。由于数据观念与意识不足、制度规范缺失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应用存在速度缓慢、地域不均衡和不够深入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强化大数据意识,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通过数据开放、技术运用、制度完善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提升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效率。     

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司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工作面临诸多问题.文章通过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现状与原因进行透视,在分析我国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法理依据的基础上,主张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需要明确其原则,确定合理的范围和可行的监督方式.     

与信托有关的强制执行困境及疏解

我国《信托法》对于什么是信托、如何设立信托等基本问题作了规定,其中关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强制执行等内容,更是充分体现了信托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然而,由于信托的固有属性以及我国现行立法的某些疏漏,比如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其他优先权的关系以及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等,对于人民法院究竟如何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名下的信托财产造成一定困扰。基于此,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或措施,包括完善执行司法查控系统、建立统一信托登记平台以及强化对信托受益权的执行等,以此保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障权利人的相关权益。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与民事执行法的制度建构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民事执行制度建构、实践和调整的指南。当下正值我国第一部民事执行法审议之际，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总结过往民事执行的经验，科学合理地制定民事执行法。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具有迅速、充分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确保执行的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维持债务人的基本生活的多重性。长期以来化解执行难一直是我国执行工作的主线，但解决执行难不是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是执行工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在制定民事执行法的过程中，应从民事执行法目的的视角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调整予以审视，使之符合于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切实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的民事执行法。     

对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的调研与思考——以河南登封法院为例

破解执行难,对于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和树立法治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十二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河南登封人民法院为破解执行难,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出"五化"执行工作机制,取得显著成效,使法院执行工作质效有明显提升。     

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防范研究

隐蔽性证据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实质隐蔽性与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功能层面,隐蔽性证据作为口供补强的延伸和拓展,在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防止口供翻供。然而在运用层面,易引发侦查人员认知、制度设计、证据核实等方面的风险。对此,侦查人员应巧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证据,转变理念避免污染证据,完善程序运行机制实现过程控制以降低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内涵特征、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是新时代我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主要指政府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行精准感知、精准聚类、精准测量、精准满足和精准监测的决策过程,具有需求实时洞察、系统集成联动、公共价值导向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面临"数字基建薄弱"阻滞公共服务需求精准感知、"信息不对称"妨碍公共服务需求精准识别、"数据壁垒"制约公共服务需求数据集成共享、"表达机制不畅"阻碍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反馈等难题掣肘。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通过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精准管理理论创新、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动态调整的公共服务需求清单制度、重视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排序、打造公共服务需求实时监测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中英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比较分析

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一个理论和现实层面的紧要命题。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中英两国例外信息的界定方式、保密审查规制、保密内容甄别、审查工作流程和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提出提升信息公开立法层次,构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采用列举方式界定例外信息,有效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设立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等建议。     

美国证据开示制度对完善我国证据交换的启示

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建立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主要强调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之前从对方处获取"证言、文件及其他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促进案件的和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仅存在与此相类似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分析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性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该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民事证据的庭前交换制度的启示。     

论监视居住制度的问题及其废除

监视居住制度因其存在很多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广泛批评,一直有废除监视居住的呼声。最近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采取了保留这一制度并对其进行补充完善的作法。但是,监视居住执行方式无法准确把握、被执行人同住人的人权无法保障和司法资源的制约使监视居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是通过立法上的补充完善无法解决的。因此,为了避免监视居住的异化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和对公民人权的侵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废除监视居住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程序与规范

以改革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为着力点,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主体,并就抗诉、纠正意见和暂缓执行建议这三种基本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设计,对监督对象进行明确,进而针对不同监督对象所应适用的检察监督方式探索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之具体程序,并进一步厘清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和执行救济的关系。     

生态危机治理的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战略克服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数据障碍,使生态信息成为了重要的生态治理资源。大数据技术具有挖掘生态信息的优势,大数据模式下生态信息价值化离不开数据、技术与思维三者的融合。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弥散性、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要求国家间生态数据交流与共享、制定相应的国家大数据策略、参与主体多元化及培养大量的数据技术人才。在国家层面,应从制定数据政策、处理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的关系,加强数据技术创新与数据基础建设和建立生态数据法律法规体系四个方面推进大数据战略。     

制度为什么失灵？——从一起典型案例探析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有关廉政法律法规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大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但是制度反腐不等于简单的建章立制,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要高度重视制度体系本身的建立和完善,更要高度关注制度的执行和落实,特别是要解决好制度执行不力、制度失灵等问题。以发生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大背景下的韩桂芝案为个案,综合运用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提出要从制度设计、运行机制、社会认知、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分析探讨制度失灵的根源,切实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