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磊:“网络首富”是副产品

“网络首富”只是副产品7月1日,从网易公司的标志正式跑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报价牌上的那一刻起,丁磊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网络首富”。以最高价计算,丁磊的身价一度达到了2.7亿美元(20多亿元人民币)。这就是在当代中国,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29岁年轻人的创业神话。无意中,他的两双鞋和一些新的衣服,还有一块劳力士手表,就成了“首富”的纪念品和代表。到美国路演以前,在北京的家中,丁磊只有一双皮鞋和一双凉鞋,然后是两三件衣     

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正>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     

我的文革婚礼

1968年1月6日晚间,我和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文革”婚礼,并留下一组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婚礼照片。     

“我是自愿的”

“自愿”绝对是一个好东西。有句名言说得好：“我自愿，我快乐!”想一想，能生活在一个“自愿”做事的好时代，我们能不开心幸福吗？     

“我”将不再是原来的我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法则。有鉴于此,人们试图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从昨日的“改造思想”到今天的“改造身体”。从零敲碎打的隆胸、隆鼻、割双眼皮到最彻底、最干脆的变性手术,无一不体现了人类这种“改造自己”的决心! 上海长征医院的何清廉教授曾成功地施行了一例变性手术,满足了复旦大学外语系男性大学生秦惠荣把自己变成姑娘“秦惠英”的强烈欲望。在北京,须眉男子王京和妙龄女郎何小谓也都有“改造自己”的迫切需求,北京医科大学的夏杜骥教授在门诊中了解了各自的情况后,又成功地为     

“我是奥派”

微博上有一个段子,说,今天面试一位老师。我说,关于‘五险一金’……老师说‘:我能不要那些玩意么?’我呆了。老师解释:‘我是奥派。’我恍然大悟,惭愧地低下了头。所谓奥派,是指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许多人主张减少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被许多放任自由主义者引用。     

我是命运的“通缉犯”

“若白,原名杨葱龙,1968年生于湖南西渡。自小顽劣成性,如今亦呆亦狂,常迷途而不愿返。从深圳到广州,辗转流落,是命运的‘通缉犯’。现挟笔从商,企图从夹缝中站直自己。”我是偶然从一本名叫《情愿孤独》的诗集中读到上述介绍的,那时对若白其人我还一无所知。但是“通缉犯”三个字,使我产生了“抓住他”的念头。于是,几经周折,我找到了这位看起来有点呆、普通话说得也不标准、长得倒很气派的年轻人。我是湘西人。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家境算是不错了,父亲是个局的副局长。由于兄弟多,我妈妈操劳了大半辈,吃了许     

“文革”时的虚假繁荣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商场里的假买与真还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拉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     

探访重庆“文革”墓群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巴金2005年12月,一则令许多中国人吃惊的消息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不断传入中国大地:曾见证“文革”血雨腥风、位于重庆的一座“文革”墓群(也称红卫兵公墓),因房地产开发即将被拆除。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被广泛转载,这座平日里鲜于在媒体上露面的“文革”墓群,一时间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目标。一月初,当记者赶到重庆“文革”墓群时,看到不少参观者都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赶来的。偏僻墓园的历史记忆从外表看,这是一座普普…     

“文革”中是谁向毛泽东推荐了王洪文？

对于于洪义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我不是比尔·盖茨,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他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更出名的是他的慈善事业,他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慈善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文革时是这样吵架的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民！”

●所谓“公仆”,其实就是“听差”,只不过是公用的。●公务场合,官员是“公仆”;下班以后,是“公民”。●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亮明公民身份、行使公民权利时,中国才算真正成为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据《北京晨报》报道,5月20日,兰州发生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一对骑摩托车的市民夫妇,因为要躲闪一辆疾驶而来的轿车,     

吴仪,“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

曾任外经贸部部长、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的吴仪是中国官职最高的女性。然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喜欢自称“小女子”,她常常说的话是:“小女子豁出去了……” “小女子有泪不轻弹……” “小女子不在乎你这个!” 这个刚柔并济、才智过人的“小女子”,从炼油厂的技术员、科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到北京市副市长、外经贸部副部长、部长,再到国务委员,备受中外各界瞩目。 突击采访中,她令记者拍案叫好;国际谈判桌上,她令对手又怕又敬。这位自称“小女子”的单身     

“我是杨委员!”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首市井流行已久的“新民谣”,今年“两会”期间被71岁的杨志福当着总理的面念了出来。讲真话的老杨,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勇气究竟源自何处?     

我是一个返乡的“苹果”

正云秋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还有着无数个云秋。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李云秋把昵称改成了小宝贝,头像也换成了一个小婴孩的照片。当时我一点都没意识到,我印象中那个龙阳村的小女孩,居然已经是头像中那个小婴孩的妈妈了。10月份,我先生带研究生从昆明出发,重返龙阳村做田野调查。我让他一定代我去访访云秋,看看她是否回到村里。先生到了村里当     

我是儿子的“故事大王”

儿子喜欢听故事,在我看来,他不是一般的喜欢,简直就是超级故事迷。大概是儿子两三岁的时候,妻子对我说:“你那么会编故事,就讲点儿给儿子听嘛!”我想想也对,自己小的时候不是常坐在院子里听老人们讲故事吗?许多故事至今记忆犹新,有的甚至对我影响很大。于是,我开始试着给儿子讲故事,我本以为儿子那么小,什么也听不懂,可儿子一听     

建立一门“文革学”

研究文化不应迴避“文革”。“文革”并不仅仅是党内斗争,它也是当代文化的一把钥匙、一种密码,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我提议建立一门“文革学”。过去说“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现在是“文革”在国内,“文革学”在国外。目前国外有关文革史的论著、资料汗牛充栋,而国内几乎是空白,这是一种耻辱。在文化史上,“文革”不知比敦煌重要多少倍。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一是有个老子,二是有个“文革”。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社会运动,“文革”     

对西方“列宁学”批判的批判

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以及列宁的经济和哲学等观点进行批判和诘难,并据此否定列宁主义.西方“列宁学”认为,列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列宁的经济思想具有“讽刺意义”,否定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对西方“列宁学”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批判进行再批判,在揭露西方“列宁学”谬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列...     

回忆“文革”时期的旅游外交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在政治上“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贸易卢布2,219,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