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延展与公共决策

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的监督、调整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网络参与的去责任化、非理性问题,同时又为公共决策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为此,在实现现实与虚拟公共领域的融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引导和法律规范,使网络空间在公共决策中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影响公共决策的个体心理偏好及其整合

公共政策作为人的一种选择 ,谋划和决断活动 ,往往因人的因素使决断过程出现偏差 ,偏离预期的要求和设想。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未能完全解决公共决策的有效性问题 ,理性的人和情感的人交织在一起 ,个体心理偏好同时影响着和改变着公共决策。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价值、风险及优化策略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更充分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更广泛地促进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更迅速地推动社会问题从公众议程转向政府议程,更有力地保证决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决策执行的难度。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影响决策的公平,危及政府自主性,降低参与的有效性,削弱决策的科学性。因此,优化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要缩小"数字鸿沟",推进参与机会均等化;加强网络治理,促进参与环境规范化;完善相关制度,实现参与行为常态化。     

论影响决策有效执行的原因及对策

决策本身、决策资源、执行机构的因素以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方式、程度、执行成本、执行者素质和领导重视程度等都是影响决策有效执行的因素.解决决策有效执行应从建立有效的决策体制、转变领导观念使之重视决策执行、构建决策有效执行的中央和地方体制、加强理论研究、从法律上和体制上确保决策执行的方式、程度等方面入手.     

论公共决策中的政党因素

政党政治是当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政党是公共决策的重要主体。政党在公共决策中扮演了五种角色和功能,即政策目标的创制者、利益表达和聚合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公共决策的监控者;政党的决策运行机制,如政党的公共决策价值取向、政党的决策能力、政党的决策体制,都对公共政策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国执政党公共决策体制存在不少弊端,导致了决策主体模糊、摩擦成本增加、决策监督和决策责任的弱化等问题产生;针对我国执政党决策体制现存问题,围绕提升执政力,必须健全相关制度。     

论公共危机中领导决策的基本原则

所谓公共危机中领导决策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贯穿于领导决策之中,调整和决定领导与决策行为的基本准则,其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基础性和特殊性。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是领导者进行危机决策的依据;它有助于执行与掌握决策的基本精神,指导公共危机的处理;它影响着公共危机管理的成效;它最终影响着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其具体的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原则;全局原则;超前预测与预防原则;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及时原则;授权与监督相结合原则;动态原则;权力集中等程序简化原则。     

论网络民意对政府管理的影响和挑战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日趋高涨,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逐步提高,网络民意成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社会个体的公共境遇,而且对政府管理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影响,冲击着政府的管制理念、“为民做主”理念、“官本位”理念、“围墙政治”理念；直面政府管理行为失当、政府官员行为失检、政府职能履行不力等管理弊病；检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主流舆论的导向性；考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协调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民意吸纳能力等社会治理能力.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危机的不断爆发使公共危机决策体系受到了挑战。决策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后的选择结果,公共危机决策也同样如此,在公共危机决策过程中,危机决策者在受到危机情境约束的条件下,需要综合运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以求作出最优决策。但是,危机情境常常会约束理性因素,使得许多理性手段在危机情境下无法得到运用,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作用对危机决策者的影响会明显加大。     

复杂性社会的专家政治：证成、风险与治理路径

专家通过专业知识、技术、概念、工具、类型等体系化认知资源实现社会现象客观化，不但能够增加公共事务规划、实施和监督等的合理性，而且能通过话语机制、规范机制和工具机制等强化机制增加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从而为公共决策的顺利执行奠定智识基础。然而，以复杂性为基质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兴盛、共享视角的瓦解、知识的政治化等因素导致了专家悖论。协作治理能够在共识基础之上使利益相关者达成公共决策的现实路径，即协作治理能够使政府、专家和公民在构建的合理化平台和架构之中互动、对话和妥协，从而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共决策和行动框架。     

公共选择与政府决策行为

张小雁的"公共选择与政府决策行为"一文指出,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资源在公共物品间的分配,它是一种非市场的集体选样,实际就是政府选择。政府在公共选择过程中的决策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决策制定行为,政府决策执行行为,政府决策监督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决策行为的启示有二:公共意志如何体现和公共选择责任如何落实。     

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的价值分析与构想

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保持政府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开,对于促进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体制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针对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的特定内涵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作简要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总结出在我国实现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思路与构想。     

公共管理的生态分析

公共管理不能被当作一种单纯的管理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活动的生态环境应当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之一。对于一般公共管理有着重大影响的生态要素有三大方面:宪政结构、社会资源和文化因素。这三大方面的因素分别从合法性与制度原则、管理效率与有效性以及深层次的心理意识层面对公共管理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众参与决策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两方面的内容。公共决策机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公众广泛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培养其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塑造公共精神,提高决策质量,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当前,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着文化、制度、技术和体制等多方面的障碍,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应该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强化能力培养和技术支持、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决策体制。     

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防止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利益冲突是造成腐败的重要根源,是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消极因素。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包括预算最大化倾向、利益部门化、消极决策倾向、执行偏私性、监管谋私性、信息反馈的延迟性等。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问题,与政府内部的行政机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伦理素质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有关。结合回应性和有效性两个评价维度,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应建立健全参与机制、预算民主机制、责任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合作机制、监管治理机制、评价机制、行政沟通机制等。     

影响我国现阶段政策有效执行的原因及其对策

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诸如政策执行者、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还可能导致政府权威流失，危及政策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巩固。本文着重从影响我国现阶段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入手，进而探讨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对策：塑造政策执行的能动主体，营造政策执行的有效环境，构建政策执行的制度结构，突破政策执行中无效路径的依赖，以期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基于系统“协同控制理论”的“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治理

作为"关键少数"的行政"一把手"基于职位特点对公共决策影响巨大,导致当前公共决策腐败问题频发。本文研究了公共决策腐败问题的具体演化,进而从制度疏漏、法律缺陷和利益冲突等方面剖析决策做出系统中的问题及原因。为此,需要建立"公共决策复合协同控制模型",并重设决策做出体制、利益表达机制、议事民主技术和决策责任终身追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有效规制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     

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研究——基于江西、湖北两省的调查分析

论文在梳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政府能力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构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结构模型,以获得的江西、湖北二省18县调查数据对模型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主要受行政环境、政府人力资源、政府回应和行政文化因素影响.其中公共服务规划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危机管理能力受政府人力资源因素影响最大;资源汲取能力受行政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执行能力受政府回应因素影响最大.并据此提出建设高素质的政府人力资源队伍是提高县级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促进政府回应与公共服务质量的良性互动是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有效性的根本途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优化行政环境的重点;构建先进的县域行政文化是提高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源动力.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及其支持性维度分析

顺应当前的行政民主化浪潮,政策执行中引入对话协商,即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代表了政策执行领域的一种对话性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的支持性维度包括:动机性维度——利益偏好,保障性维度——行动与信任合作,政治性维度——话语民主,情境性与能动性维度——社会建构。这些支持性维度与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实现政策执行过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这一议题是一个初始性研究,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分析的问题,但公共对话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表明其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论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其实质上是公众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对政府能否通过危机决策提供给公众安全所持有的一种合理期待与信心,这种期待与信心构成了人们在危机中交往的基本情境。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着诸如决策机构分散、权责不清,决策信息系统不完善,决策主体能力与水平不高,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影响公众信任的因素。因此,政府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危机决策体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政府的公共危机决策。     

论当前我国体制内政策研究组织的优化与创新

现代化的公共决策体系是以决策子系统为核心,以信息、咨询、执行、监督等子系统为支撑的系统模式。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主要特征的当今时代,由于公共决策“谋”与“断”的日益分离,政策研究组织的角色更为重要,而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以其独具的特征和地位在公共决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国,政策研究组织被称为是决定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然而,综观我国目前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的发展及其现状,其中仍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与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健全完善我国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以适应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