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无”的哲学美学智慧及启示

“无”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智慧,这种智慧的源起隐含着原始的巫文化和诗性文化智慧,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阶段,禅宗哲学的阶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阶段。“无”的哲学美学智慧,就老庄哲学而言,其主要意义在于它破除了只知“有”而不知“无”的思维,形成一种超越的智慧,并奠定了意境理论的哲学基础;就禅宗而言,则在于它导致中国心性美学传统的强化,使意境理论和中国艺术美学思维走向成熟;就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而言,则在于它使中国古代人生境界理论得以形成和实现。“无”的哲学美学智慧与西方现代美学还有许多相通之处,重视这种智慧,对现代人美学智慧的生成,亦会产生积极影响。     

庄子怀疑论美学及其当下意义

庄子思想蕴含深刻的怀疑论特征，开创了中国古典怀疑论哲学与美学的先河。在解构与颠覆既定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同时，庄子追求建立“本真的自我”这一理想主体。“本真的自我”包含“智慧的自我”和“审美的自我”这两个主要内涵。相应地，求证自我构成了庄子怀疑论美学的逻辑基石之一。与此相关，主体批判成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知识批判、话语批判、欲望批判等精神结构。庄子怀疑论美学的当下意义主要在于，启迪人意识到主体与知识的有限性，滋养敬畏自然与生命的伦理情怀，克服消费社会带来的功利与欲望之累，为诗性主体的建构提供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然而，庄子怀疑论美学思想也隐匿某些消极内涵，一定程度上有碍于社会历史的正当发展。因此，我们在借鉴庄子怀疑论美学思想的同时，应对其有所扬弃。     

论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哲学与诗性的分化与交融

无论是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哲学和诗性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在文化的历史之境中不断分化、交融，共同建构起人类的精神大厦。从西方历史文化语境来看，其分化与交融的历史轨迹可以从理性范畴的主奴关系；美学的抗争；思与诗的对话三个层面加以考察。     

虚静与迷狂——刘勰与柏拉图文艺美学思想之比较

刘勰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和文艺创作中要保持审美心胸的澄静澹泊,才能进入“神与物游”的状态进行文艺创作;柏拉图则认为创作的源泉来自神的赐予,文艺家一但“神灵凭附”,就会获得神力而陷入迷狂的状态。前者肯定了文艺家后天的才识、修养等理性因素,承认创作的差异性;而后者则从神的理念出发,摒弃审美过程的理性因素,认为文艺家只是神的代言人,审美活动和创作过程与之毫无相干,从而否定文艺家创作的差异性。因此,以“神与物游”为中心的“虚静”说同以“神灵附体”为核心的“迷狂”说构成中西方古代美学的不同体系,体现出不同文化特质中审美方式的差异性。     

中国美学"内省"审美意识的文化阐释

中国美学"内省"审美意识的生成,直接受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影响与制约。直观性、理性、意境,是中国美学"内省"审美意识表现出来的三大文化审美要素。中国美学"内省"审美意识所蕴聚的文化美感有机地渗透在中国美学的艺术创造和审美之中,不仅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美学的文化审美感染力,而且也形成了中国美学宏观认识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精致构造与抒情表现相结合、伦理修养与道德实践相结合、超越现实与主体自由相结合的文化审美特征。     

当代中国生态审美文化建构的基础与维度

在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文化的概念存在了220年；在中国文明史中,审美文化起源于各民族的远古时代,并且与生态理念紧密相关联.当下,美学从抽象走向日常生活、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小区域走向大生态,在批判与继承中建构着当代中国生态审美文化,这不仅是文化研究与生态美学的转向,而且结合与拓展了两者研究的思路与维度.     

论《坛经》禅学的美学涵蕴与美学特质

目前对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美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本文将在分析各家论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美学的看法，力求更准确地揭示禅宗美学的最本质的审美特质及其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参照佛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儒家与道家相联系相区别，《坛经》禅美学的特征，除了上述诸家提供的说法之外，最为根本的应是这三点：自性主体的确立；空灵境界的脱出；日常动用的诗意化。只有这三点，最能说明禅宗既与印度佛教、中国儒道文化相联系而又自成一家、别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特点，也最能说明《坛经》及其影响下的禅宗为中国美学提供、补充的关学特质之所在。     

论中国文学之悲悯意识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悯传统具有浓厚的文化承载意义，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审美情感。从目前来看，悲悯几成为一个被人们娴熟运用的美学名词，但却缺乏对这一极具中国特色概念的理论性、系统性的梳理，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一概念后面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哲学深度。本文从王国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论《红楼梦评论》入手，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悲悯”：一种具有建构功能的审美意识；悲悯的文化发生源于感动；探寻中国传统悲悯意识形成的文化哲学根柢。     

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与中国生命美学

启蒙运动理性的非理性发展造成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赓续浪漫主义要求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主张，波德莱尔提出了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裂，实现宇宙万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与文艺理论的核心，“应和论”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并产生了绵延的效果历史。百年来，学界围绕“应和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历史效果、比较研究，以及评价等论域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是鉴于波德莱尔是“现代性”概念的始作俑者，其“应和”思想关涉现代性的基源问题，并引发了后世的“问题美学”现象，亟须拓展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中国真善美合一的生命美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借鉴中国生命美学思想，可以为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实现人类美的生存贡献中国思想智慧。     

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美学建构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总是促使其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 ,但要真正实现“和谐共存” ,则必须建立相适的制衡机制。其中 ,关键性的问题 ,是要实现对于人自身的调节 ,而调节的重心则是要抑制贪欲 ,高扬诗性 ,建立起富有审美特质的关系。此可谓是当代背景下新的生存理性的自觉     

意境之根与意境之品

中国古典关学的理论基点是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概念．“意境”的哲学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学术观点：其一．意境源于老庄哲学．该观点是基于对中国美学思想渊源的整体考察而得出的：其二,美学“意境”说深受禅宗佛学的影响,认为意境之“境”就是禅宗心学中的“禅境”;其三,美学“意境”源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该观点强调艺术“意境”是一种基于儒家诗学之上的,融入道家之“超然物外”之境并深受佛教“静穆体悟观照生命”之“妙境”。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意境包含着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融合互渗状态,意境生于意象,而缘于情思。意境作为艺术审美理想,要获得自身质的规定性。必须回到意境的创造中去。创造才是艺术意境实现的现实环节与中心论点。     

中西美学范畴与当代审美消费

人类创造美的活动是与人们审美消费的需要息息相关的。从以美学基本范畴为表征的审美消费的走向看 ,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度的不断增强 ,“和谐”将逐步成为人们审美的主流 ,“自由”也将作为新的美学范畴而登上历史舞台     

诗性审美与美学的诗性整合

当代审美文化呼唤用诗性本体整合美学理论 ,以适应突破了美丑二元结构的多元文化语境 ,并使美学更好地介入实际审美情境和当代艺术实践。美学的“诗意”阐释包括七个方面 :本体境界、超逸境界、灵动境界、融合精神、情感内涵、形式构成、意象呈现。诗性美学可以提供一个更宽容的审美标准 ,也有利于当代审美文化品质的提升。     

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有着基本共同的文化立场,而且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建设发展的重要参照与资源.虽然两者在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字意、哲学内涵与传统文化继承上还是有着某些差异,但两者的联合与互补能够促进当代美学的建设发展.     

“理解”主题下的解释学美学及其现代性

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以及尧斯的解释学美学是在"理解"(understanding)的共同主题下展开的,他们将传统哲学美学中的知性概念从服务于理性的工具发展为替代理性的新主题。但三者对审美理解的不同解释使得这一语词经过了从"技"到"道"的转变,凸现了其作为"存在"的非理性、主题性以及通往语言的过渡性特征,解释学美学的现代性由此凸显。     

历史理性生成性的初步阐释——论维柯对历史理性的理解

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维柯借助于一种总体性的理性分析的方法,将哲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从而为理性与历史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为阐明历史理性的生成性开辟了道路。在维柯看来,历史理性是在人类创造历史的“诗性活动”中生成的,是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其最终表现为“天意”这一人类的普遍法则。     

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

乡愁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经验的考察与把握，同时也结合对中国悲剧美学精神的理解而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内核，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互相叠合构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蕴藉着巨大的、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情感空间。乡愁乌托邦规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红色乌托邦规定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才能够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当代语境通向未来。     

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及美学与哲学的逻辑关系在当代的变革

法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声称,他走的是一条由美学而进入哲学的“特殊道路”。他先以现象学方法论证审美对象的结构是审美要素和审美意义的统一,然后说明审美对象因其具有先验的情感特质是一个“准主体”,而审美要素则是审美对象的自在,从而审美对象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而又无法达到的自在与自为的结合。这样,他就从美学进入了哲学,从现象学进入了本体论。     

虚静说的美学之旅

“虚静”说本为先秦道家哲学观点 ,在中国古代就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和美学内涵。当援用到艺术创作领域后 ,贯穿于艺术创作始终。从道家的体道方式中超脱出来 ,到“虚静空明”的体用方式和“以资谈美”的自觉方式 ,再到“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展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创作理论、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文化批评文本美学初探

文化批评就是“文化视野中的现实关注”。文化批评文本具有精神向度、人文关怀、现实取向、学理蕴涵、知识综合、感性形态和历史积淀等特征。“有干货”、“有文采”、“有智慧”是其文本美学的基本方面。文化批评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文本形式具有很强的扩张力。在文化批评理论规约方面，“中国精神”的建构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