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对我国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

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党中央职能部门，这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直接领导社会工作，更要直接管理一些重要社会工作。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从探索初期到逐步建立专业教育体系，再到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是新时代党应对复杂局势、推动社会整体治理的必由之路，将社会工作与党的工作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宽社会工作的本土发展路径，优化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环境。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需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水平，充分展现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体制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政治开放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执政党执政水平的提升,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构,市场、社会与公民等内生力量的激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重要的实践探索。而以能力培植为目标取向,以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为驱动机制,以政府主导和精英参与为组织模式,采取非均衡的增量推进策略,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序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

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各赋其能、共同作用,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实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创新与超越。有力政党的主要作用是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方针政策、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有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构宏观调控体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搭建对外开放平台。有效市场的主要作用是配置要素资源、培育市场资源、推动技术创新、拓展对外开放。有序社会的主要作用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公平正义和自主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力量的整合。     

全球变局、现代政治与新冠战“疫”——危机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体系力研究

面对21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体制的力量和战绩举世瞩目,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以“知识”为中心的防控体系、以“制度”为中心的力量之源都凸显了中国抗疫的制胜之道。从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的国家制度功能性层面论证中国抗疫行动的制度体系力(1)支撑,彰显了共同活动方式的系统增益效能、“真实集体”的协同动员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内在驱动力,使中国成为积极应对和主导疫情变局下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后发引领者。制度优势的有效运用,推动和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双重起飞,并充分实现了疫后经济恢复、常规化危机处理机制建构和大国角色转换的治理效能。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政府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冲突及其调适

作为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政府及其官员也具有相对狭隘的部门利益。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追求和实现其部门利益的过程。因政府利益诉求而形成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安排及导向,会导致社会工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契约性关系与强制性关系的对立、专业照顾与社会控制的角色冲突、专业价值与行政化要求的张力、行政评估与专业评估的取舍等职业伦理冲突。为此,作者建议应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引入社会工作行政、强化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去调适政府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张力与冲突,使二者之间实现深度契合与共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国社会工作者承担重要社会使命,扮演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改善生活质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社会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成为实现党、政府和人民血肉联系的纽带,成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者,成为忠实体现党的最高意志、国家的最高利益和贯彻实施政府社会政策的基层社会实践者.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实践处境极大丰富发展人类社会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中,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政党制度的再解释——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党制度的必然性

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中国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在外力驱动下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党建国家是当代国家建设的客观逻辑。这种客观逻辑反映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中国政治逻辑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现代化的客观逻辑决定了现代化发展中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必定会产生多元的政治力量,执政党要实现有效领导必须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中国的政党制度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和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刻变革中的理论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化总进程的题中之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治理是灵魂,现实是动力,制度是支撑,协同是保障。必须以制度为基本框架,以人民为价值导向,以党的领导为坚强核心,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以全球治理为责任担当,方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新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构成要素,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新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困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从现实行动逻辑来看,唯有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党委领导、政府引导、法律范导的顶层设计,在中观社会协同层面推进新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资源对接,在微观组织自治层面重点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公信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正确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实现政治制度化,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政治建设的内在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威力量、动力来源、组织保障和行动主体四个方面。     

主体、制度与价值: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学术追问，这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符合中国经验事实与改革逻辑的系统性回答。从主体逻辑来看，党、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组织保障；从制度逻辑来看，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从价值逻辑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人民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鲜活实践深刻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驾驭好资本的价值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治理理论窠臼，而且在实践中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实现政治制度化,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政治建设的内在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威力量、动力来源、组织保障和行动主体四个方面。     

数字时代危机学习驱动城市安全治理变迁：多重样态、实践偏差与逻辑耦合

现代城市安全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后变得愈加脆弱、复杂和不可感知。其中，新兴风险的交织演化和溢出扩散，不仅重塑着现代城市安全与社会秩序，还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危机学习模式的路径依赖。事实证明，数字时代语境下危机学习的功能定位，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赋能的工具效应催化，还必须兼顾制度供给的灵活性诉求和价值重塑的社会资本培育等。相应地，要弥合危机学习与治理实践之间的二元适配张力，并围绕工具、制度和价值等多重维度，共同探寻危机学习驱动城市安全治理从事后反思向事前预防的转型逻辑，进而建构完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实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发展目标。     

论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体制转型、社会转型和技术转型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挑战,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契机。市场、政府、社会良性互动和多元参与,基础性制度和信息化技术的支撑与牵引,是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两个基本构架。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需要市场作用、政府职能、社会力量和技术手段的全面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实现完善国家治理、缩小分配差距、理顺分配结构、推进多元参与、规范分配秩序的多重目标。     

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的行动号角,部署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方略。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落实到位,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继续深化改革,就需要执政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多方发力,夯实治理现代化的民主基础,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基础,也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

中国的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实践内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与此同时,脱贫攻坚实践和贫困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实践策略和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创新案例和经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