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从全球卫生治理的受援者转变为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背后是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国内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实现的角色转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升国家实力是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实现角色转变的基本前提，秉持团结合作是实现角色转变的先进理念，注重卫生援助是实现角色转变的重要手段，坚持多边主义是实现角色转变的最佳路径。通过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卫生软实力的提升与大国治理责任担当。     

基于全球正义视角的全球治理规制重建

全球治理赤字所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全球治理能力无法有效回应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这一无情国际现实,深层次还反映着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规制失效。要想有效地消除治理赤字,实现全球的善治,重要的任务便是进行规制的重构。基于强的治理理念和全球正义的主张,全球治理的规制重建则需要努力搭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架构,以全球财政和全球武装为未来方向改革和强化联合国的制度安排,还需积极构建相互支援的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全球性治理机制与主权性治理机制、区域性治理机制、领域性治理机制的接纳和融合。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成就、困难与进一步推进的路径

新冠疫情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公共卫生外交是促进各国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建立疫情全球防线的关键举措。通过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一方面,中国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满足了中国抗击国内新冠疫情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凭借丰硕的抗疫成果在全球树立了典范,通过对国际社会进行疫情通报、经验沟通、技术合作和医疗援助,推动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守护了全球疫情防线。同时也应注意到,国家层面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的不完善、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国博弈旧思维,以及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与能力的差异等问题对中国当前的公共卫生外交提出了挑战。对此,中国应尽快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秉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并积极贡献卫生公共产品,以巩固新冠疫情防控的全球战线。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双碳”目标下全球能源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随着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高度关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本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设定了实现目标和期限。而全球能源治理中长期存在问题和功能性缺位，使国际社会对全球能源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中，中国可积极发挥自身作用，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以提供能源治理领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助力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和“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在价值理念上倡导以合作共赢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制度机制上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与不断完善，在技术发展上积极推动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与双多边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化治理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暴发,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系统分析我国传统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四个方面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化治理体系,并进一步分析公共卫生网络化治理体系的治理优势和现阶段面临的挑战。基于此,提出了构建生态环境和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主体优势和建立常态化治理监督和问责机制等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建议。     

WTO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全球化使国际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衍生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同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机制的不完善和治理有效性的缺失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运作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以经济治理为主的组织，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扩张，必须协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必须协调机构改革的矛盾。     

以共生治理观参与北极治理

当前,北极治理已呈现出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共生发展的特点,北极理事会在这一共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中国应秉承理事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共生治理观,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近期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达成的意向为出发点,关注北极原住民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倡导绿色极地开发,推进北极地区的碳定价和排放交易,加速北极理事会机制化、法律化和国际化进程,为完善北极治理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治理理念下中国NGO的发展空间探讨

随着全球性议题在公共领域的凸显,全球治理理论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愈加重要。基于分担政府责任、提升国家形象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考虑,中国应推动NGO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当前中国NGO存在着数量相对偏少造成总体发展缓慢,资金相对匮乏导致难以持续发展,以及传统理念的制约尚未被彻底消除等不足。因此,为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我们应逐步放松对各类NGO的行政管制,提升其国际参与能力,形成相应的独立监督和评估机制。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安全威胁与新时代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极为重要的变量。当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西方国家建构并极力维护“中心——外围”二元安全体系；西方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中国全球安全话语权构建处于弱语失语状态。同时，新时代呼吁新的治理理念和机制，中国正不断建构安全理念和话语平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都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机遇。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提升的几点对策思考：凝练文化内核，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做好技术创新，构建立体、多元、智能的话语传播体系；提高话语分贝，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联合国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与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经历40多年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治理框架,取得了一些治理成果。但是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从机制、能力、理念、角色定位等几个维度来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以应对各种挑战,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现有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公共危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已经把全人类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全球治理已是当务之急。在民族国家占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由于公共危机全球化的趋势,仅仅依靠单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难以实现全球治理的。为此,学术界以及大多数民族国家把全球治理的重任寄托在全球最大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身上。当前的联合国还存在很多问题,显然还不能担此重任,必须进行改革。     

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疫病命名的知识政治学：重思全球卫生治理难局

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四次影响甚巨的“大流感”的命名，都是特定行动者出于特定的科学实践、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和行为逻辑进行的知识再生产。然而它们的科学名称常常不敌流传甚广却不够科学严肃的“通俗名称”，后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同特定的地域、群体、生物，或是特定的文化、习性、行业、职业关联起来，进而还常常选择性使用容易引起过度恐惧的术语。特定的行动者以此为名，调用知识和动员舆论来推进疫病防治，而被关联的对象必然因此遭到“污名化”，进而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这对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和全球疫病的防治产生了广泛而负面的影响。针对疫病命名的知识政治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全球卫生治理难局的成因关键和解决出路。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局势之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走向何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当前,疫情发展迅速,情况非常复杂,各国各地区应对水平参差不齐,形势可谓严峻。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传染性疾病防控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改进完善。同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全球卫生治理的援助模式正在转变。     

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风险社会概观、表征与出路探寻

进入21世纪，多层面的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风险纷至沓来，它从全球化衍生而来，反映了人作为生命的个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对全球性因素的接受和消化过程。以传染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分支，不断刷新人类对公共卫生领域风险的认知，也对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次予以现实的印证。厘清公共卫生领域系统性“风险”，解读公共卫生领域风险社会的表征，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效应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对自反性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悖论、世界风险社会的亚政治等视角的阐释和分析，对风险的理性化反思，既是回应公共卫生领域风险社会的新问题，也将最终塑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化之路。     

全球治理中的跨国反洗钱台作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问题而变革传统治理模式的一种构想,它的兴起为全球反洗钱控制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跨国反洗钱控制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与约束性的治理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行为主体在跨国反洗钱的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参与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赤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