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倾销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研究

美国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商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时最为关切和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认为,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概念是冷战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美国最为有效的贸易保护工具。无论是采用生产要素方法还是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都使中国输美产品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中美迄今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仍没有松动的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对美贸易顺差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总统对反倾销这种贸易救济措施难以施加影响,以及美国商务部裁量权过大等。     

欧盟实施对华反倾销的三种类型及三种处理原则和方法

根据实证案例分析和归类，自1993年欧洲建立统一大市场以来，欧盟处理涉及中国相关产品的反倾销案例，主要采取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原则，由此形成了相应的三种类型、三种处理方式和三种不同的结果。作者将众多的案例归类为三种常见类型，简化了对错综复杂案例的理解和解释。同时还分析了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的主要原因、欧盟在案例中列举的主要理由和采取的常用手段与方法。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福利分析

欧盟是对华反倾销的最大发起集团,中国产品是欧盟反倾销的最主要对象。本文以均衡分析为工具,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反倾销对欧盟的消费者福利和产业利益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对欧盟对华产品实施反倾销活动的具体利益分析,揭示欧盟对华反倾销在对中国有关产品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时,自身并未能从中获得利益的现实。     

欧盟单边主义的新动向:反倾销规则中的“社会倾销”条款分析

欧盟2017-2018年对其反倾销条例的修订首次将"社会倾销"问题纳入反倾销调查。"社会倾销"问题在欧盟条例中具象为"严重扭曲"的认定、损害计算、替代国选择、期中复审和出口商待遇五个方面。在欧盟2019年以来的反倾销调查实践中,中国与美国均已受此规则影响。其核心在于欧盟突破当前"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双边走向,转而以单边手段强制实施劳工标准。尽管中国企业对此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但中国政府仍可援引《反倾销协定》第2.2条"适当比较"规则以切断"严重扭曲"与结构价格之间的关联。鉴于欧盟单边措施是对国际法"以诺为则"与"平位法"特性的违背,中国政府虽未必反对贸易与劳工议题的关联,但应坚决反对非合意基础上的劳工标准的强制实施。     

欧共体反倾销条例“共同体利益”条款研究——兼论对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若干启示

反倾销措施的适用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不同产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 ,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是一国反倾销法需要妥善处理的课题之一。本文着重探讨了欧共体反倾销条例中“共同体利益”条款在不同阶段 (以 1994年为分界 )的应用情况 ,勾勒出欧共体反倾销主管机关目前在反倾销过程中权衡共同体利益的具体程序和指标评价体系 ,并对这一机制在实践中的应用做出了初步评价 ,指出“共同体利益”条款的存在赋予反倾销主管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并没能遏制欧共体反倾销措施在实践中的滥用。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欧共体的共同体利益机制对中国反倾销法的完善的借鉴意义     

WTO框架下印尼对华反倾销及中国的对策

WTO成立以后的1995—2014年期间,印尼对中国频频发动反倾销,中国成为印尼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钢铁产品则是印尼对华反倾销的第一大目标产品。同时,印尼对华最终反倾销措施从未采用价格承诺形式。WTO框架下的印尼对华反倾销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及其特殊成因。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印尼对华反倾销,应加强中国与东盟及印尼之间反倾销领域的政策协调,调整中国对印尼钢铁产品的出口贸易策略,同时要积极应诉印尼对华反倾销,善于利用价格承诺措施,并适度强化中国对印尼反倾销,以有效遏制印尼对华反倾销态势。     

亚洲反倾销与被反倾销实证分析

文章全面剖析了亚洲反倾销与被反倾销的特点、措施和影响.亚洲反倾销在国际反倾销和对华反倾销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是亚洲反倾销的主要国家和国际反倾销的主要"新使用者",亚洲反倾销的申诉对象主要是欧盟、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省、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泰国,中国已成为亚洲各国对外反倾销的首要对象.与此同时,亚洲被反倾销申诉和制裁的案例也不少.     

欧债危机对中国对欧出口的影响与路径分析

欧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展,欧盟诸国经济复苏乏力,由此导致了欧盟市场需求减弱、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融资减少、欧元大幅贬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给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带来很大冲击。本文根据历年中欧贸易的各项数据,对比分析了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对欧出口贸易额、出口欧盟所占总出口比重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的情况;从市场需求、贸易政策、贸易融资、直接投资、汇率波动这五个方面分析欧债危机对中国对欧出口贸易环境的影响。最后,本文对近期中国对欧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展望。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随着2016年12月11日的日渐临近,关于欧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与政策争论日益升温。其最终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段的模糊规定留下了巨大的法律争论空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介入立法程序也导致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美欧关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能过剩和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等。欧盟需要在遵守欧盟法律和WTO规则的前提下寻找某些替代性保护措施,以便在尊重法治与迎合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两手准备、有所作为"的策略。一方面,做好法律诉讼准备,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择机提起WTO诉讼或者欧盟法院诉讼;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法律、经济等手段敦促欧盟根据WTO规则如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改变对华反倾销中的正常价值计算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日本对华经援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出席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时表示, 日本将完全终止实施多年的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项目)这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将发生 较大变化。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从1979年至今,已经有25年的历史,其援助总额约合1649 亿元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面对日本政府对我国经援的 政策调整,我们应从研究日本对华经援的历史出发,正确评价日本对华经援这一政策,充分 发挥其对我国经济的作用。在日本对华经援日益减少时期,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广开渠道, 采用多种方式加强与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沟通,消除日本国民的误解情绪,重新定位对华经援 的实施项日,以对华经援为契机,缓解两国政治紧张局势,带动中日经济区域化发展。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10年上半年,一场源自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的动荡,对欧盟的经济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简要分析了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演变过程,进而探讨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欧盟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及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试论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反倾销问题

本文从揭示中国产品在国外遭受反倾销的情况入手 ,对中国产品在国外遭受反倾销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进而指出我国反倾销工作面临的问题 ,以便为政府和企业的有关决策提供科学而客观的依据。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与中日关系探析

长期以来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不是以经济利益为动因 ,而是受到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极大地制约了对华高技术出口和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反过来又对政治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文描述了这一政策的演变和现状 ,试图从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以及日本处理中美日大三角关系的角度分析其根源 ,并展望了中日高技术合作的发展大势 ,提出了中国的对策建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为全面遏制思想所主导,因此,在欧洲盟国废除“巴统”管制体系中的“中国差别”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单独坚持对华禁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