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阶层固化问题研究

阶层分化伴随着阶层流动,二者交织,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尽管"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垄二代"等流行词语反映出"权利不平等——竞争机会不平等——利益差别"的资源代际传承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这种阶层内部掌控资源的代际传承不是普遍的,断言目前出现阶层固化的普遍现象为时尚早。相比较而言,社会流动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本文分析了新时期阶层流动的脉象,并就进一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变迁要求我们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工作中转变理念,从“在阶级对抗中找同盟”的思维转变到“在阶层和谐中求共赢”的思维。中国目前社会各阶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生产资料占有权的阶级关系,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群体,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阶层分化导致执政基础更加复杂,表现在:原来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的同质性特征越来越弱,异质性越来越强,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阶层位序排列与传统的阶级位序排列有比较大的差异,一些阶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有些错位;阶层分化中的阶层利益冲突初步显现,阶层的心理隔阂初现端倪。应对阶层分化,巩固执政基础,必须掌握阶层分化态势,控制阶层分化中的利益冲突,通过制度改革保障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防止产生阶层心理对抗,构建阶层和谐的社会。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这些"不同阶层"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目前,学术界对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集中体现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农民阶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方面。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阶层关系和谐

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只有合理的阶层分化,才能促进阶层关系和社会和谐。阶层关系和谐与不和谐分别是社会公平与不公平的产物,而社会公平与不公平又直接是公共政策的产物。因此,要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关系和谐,以至社会和谐,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公共性原则、阶层开放性原则、社会动态性原则和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     

转型期我国阶层分化政治效应分析

阶层分化现象是文明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在转型期呈现出分化加剧、分化结构不合理、阶层流动频繁、阶层矛盾加剧等特点,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双面效应。一方面,阶层分化推动了中国从身份文化向契约文化转变,通过转变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其参政的热情,有助于推动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对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挑战,不合理的阶层结构扩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会秩序,过于频繁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矛盾加剧引发政治不稳定。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挑战——一种阶层分化视角的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阶层分化具有客观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实然存在,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应然存在。从西方精英主义文化观、国内阶层亚文化思潮、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等维度揭示阶层分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文化挑战,能为有效提升阶层分化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图景和国际视野提供有益参考。     

农民阶层的分化与农村统战工作的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与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农民阶层中出现了分化。本文在概括农民阶层分化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做好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阶层以及农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的统战工作提出了一些观点。     

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背景下的党群关系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急剧分化，同时阶层两极分化与阶层固化相互交织现象日益显现，党群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巨大挑战。     

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及其具体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代表中国社会最基本结构的农民阶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型时期大陆农民的分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改革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试分析农民阶级的历史变化并以此为切入点解析其分化的具体原因。     

我国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刻影响和挑战

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一方面 ,必须科学地评价这种阶层分化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作用 ;另一方面 ,也应清醒认识到 ,这种阶层分化 ,对于维护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对于缩小贫富差别和保持社会稳定 ,对于保持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责任感 ,乃至加强和推进工会工作 ,都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产阶层社会态度流变、异化与历史作用——以西方学者视野的考量

社会态度的社会性、价值性决定了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变的、多样的,甚至同一时空中产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也不一样。当代西方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是一种自我人格异化,其典型的论述当数米尔斯的"渴望中间过程论"、福塞尔的"驼鸟心态论"和贝尔的"人格分裂论"。西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早期的革命性态度是现代转型的思想引擎;工业化时期的批判性态度是阻扼工业社会腐败的精神力量;而后工业时期的异化态度则是西方社会精神衰变的心理因素。     

“底层复制”之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转型背景下,一个"底层群体二代"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悄然形成。本文简要分析了"底层复制"的原因,重点指出了这种社会现象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即销蚀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造成社会的"断裂"、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和不平等的代际累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最后提出了思考和应对之策。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人民性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必须通过生产力、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等标准加以评判。同时,处于一定社会阶段的文化是特定阶级或阶层根本利益的观念反映,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又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推劫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先进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群体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从人的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价值为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人的类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宪政史上的“人民”观

宪政权力源自“人民”,“人民”观决定着宪政的航向。中国究政史上“臣民”观向“人民”观的转变标示出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清末立宪固守专制的“臣民”观,宪政改革失败。中国资产阶级宪政时期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民”观,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人民”仍不自由平等。中国无产阶级践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人民”观,依靠“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最广大“人民”实现了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宪政时期,无产阶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人民”成为公平正义的载体。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的,“人民”观的创新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它系统地分析了阶级阶层的产生与消亡,阶级划分的标准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等。在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客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坚持它对我国社会分层的指导意义,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好地协调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从阶级到阶层—-一种公共语境转换的解说

当代中国在公共语境领域发生了从阶级到阶层的话语转换,这种转换可以从社会分层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源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各自所蕴涵的语境逻辑和当代中国整体性社会诉求中得到解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关涉政治革命的宏观历史理论,与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关涉合法性论证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具有极为相殊的语境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理论的"路径依赖"以及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语境误读,导致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泛化.改革开放后公共话语发生的从阶级到阶层的转换是对中国社会整体性诉求的恰当回应,但这种转换并不表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当退出公共语境.     

社会资本：社会分化下促进阶层和谐的新视角

社会分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阶层整合带来负面效应，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转型期，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缺失给阶层和谐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研究社会资本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逻辑关系，并从整合政府与公民社会力量的新视角上培育社会资本，对重构社会整合机制，优化社会结构并促进阶层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我国国内经济成分、阶级阶层、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党情的新变化,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