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以河南省H村为例

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治理“缺位”：农民参与村务治理“边缘化”、农村协商民主缺位及乡村治理制度规范缺失等。这不仅有悖于基层民主自治初衷，亦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程序和制度链条，强调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在场”性、全过程性、有效性，并秉持协商原则，确保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全过程在场”。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有效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通过构建“两化三治”路径，即在坚持乡村民主治理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原则下，构建以公共理性加强德治、以行动赋权推动自治、以制度规范保障法治的乡村多元治理路径，从而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活力。     

村民自治实践样态与转型方向

村民自治受到国家制度设计、基层政府诉求及乡村社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实践样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富人治村";而在中西部大部分的普通村庄,村民自治实践却呈现为"维持会"的状态。"富人治村"和"维持会"皆具有合理性同时又存在诸多方面的困境及隐患。为了实现乡村的"善治",村民自治应在基层政府转型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并积极推进协商式治理。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其突围

农村社会资本是支撑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其由解体到新生的变迁过程对村治产生了双重影响,即既使其深陷困境,又使其面临重大机遇。当前,培育和完善农村社会资本,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民主实践形式,如协商民主,是我们突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     

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

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汲取/控制型向反哺/服务型转变,乡镇政权也开始迈向"服务型政府","脱嵌化治理"的逻辑开始显现:乡镇干部的"去乡土化"进程加快;村级组织呈现维持型、富人治村型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以乡镇政权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实践出现了"有(形式)治理,无(农民)参与"的局面。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农民脱离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轨道,失去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客观上加重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为此,乡镇政权的体制变革,应该重塑日常行政的政治性,强化服务能力,重构与农民的连接机制,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基础性条件。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通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公益慈善事业、基层建言献策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意蕴，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助乡兴促共富的重要力量。温州新乡贤工作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通过“选举+协商”模式彰显出“乡贤型”村干部的鲜明特色，与乡村软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相契合，形成丰富的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经验。由于新乡贤“局外人”身份标签，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定位模糊，在共富路上新乡贤作用发挥渠道有限。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拓展社会资本—长效保障机制”模式，化解新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和体制认同难题，为新乡贤深度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实践路径。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

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与实践,它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启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其实质是要由"民主"走向"协商",从而追求更真实的民主;而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思路应是如何由"协商"走向"民主",从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体则可从主体性路径、结构性路径以及体制性路径等不同层面推进。     

中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百姓畅言堂”的案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而发展社区协商民主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与素养,同时其所拥有的权威又能保证公民合理有序地参与,所以应该居于核心地位。以上海"百姓畅言堂"平台建设为案例,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协商民主的可操作化路径,归纳总结出可值得借鉴的经验:党组织作用核心化、共治主体多样化、参与协商规范化、协商机制流程化。     

逻辑与现实: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看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制度创新与协商民主互为依托、形成合力,基层协商治理才能实现善治。逻辑上,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在形式上要依靠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合理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则应以协商民主为前提。而现实中,某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缺失协商民主的前提环节,也经不起协商民主考验,甚至协商民主被不合理的"创新制度"裹挟,反而使协商民主流于形式和平庸。     

乡村协商民主的大众化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乡村协商民主水平总体过低,且只存在于部分地区的个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民作为乡村事务治理的主体,对于协商民主内涵的理解及接受程度低,所以,提高乡村协商民主的大众化水平至关重要。文章对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其一是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尤其是理解中国乡村协商民主的本质内容;其二是理解乡村协商民主大众化的原因所在,这是实现乡村协商民主的根本;其三是分析当前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大众化的途径,分别是提高村民的政治文化素养、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性资源以及发挥新媒体对村民的宣传教育功能。推动乡村协商民主的大众化发展,为实现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定坚实基础。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随着新时代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逐步显现,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实行协商民主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发现,以协商民主为平台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充分保障普通村民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能够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融洽干群关系以及增进干群对于基层治理的共识,成功化解各种误解和矛盾,凝心聚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化治理。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探索建立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民主机制,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河南省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研究

<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市县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等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和理论逻辑高度契合,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市县政协作为人民政协制度在基层载体的重要抓手和统一战线组织,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其组织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的巨大包容性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发展格局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高度契合。本文以浙江、江苏两省为例,具体分析河南省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不足,提升基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咸丰“院坝协商”在一线 农村环境整治显成效

<正>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扎实、科学、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咸丰县政协组织委员广泛开展调研工作,于今年10月在忠堡镇马官屯村围绕"农村环境整治、助推乡村振兴"主题组织开展了"院坝协商"活动。县政协在推进"协商在一线"试点工作中,以"院坝协商"为品牌,创新形式和内容,推动政协协商民主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基层协商民主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民主形式。浙江省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创新十分活跃,浙江省温岭市首创的"民主恳谈"制度,开基层协商民主之先河。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的创新实践,把协商民主落实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为探索和构建协商式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制度化水平不足以及协商成果落实效果差等问题,展望基层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进一步总结提升成功经验,强化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具体运行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机制,优化协商主体能力,加强协商民主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