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侦查取证中的欺骗与引诱

一、侦查取证中欺骗与引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按照龙宗智教授对侦查活动的划分，可分为回应型侦查与主动型侦查两种类型。前者是对犯罪的回应，即先有犯罪行为，后有侦查工作，这是犯罪侦查的主要方式；后者是针对正在进行或者将要实施的犯罪，采用监控以及诱导的方式进行的侦查活动，是犯罪侦查的特殊方式。在回应型侦查中，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欺骗与引诱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主要在讯问过程中实施。在主动型侦查中，带有欺骗与引诱性质的活动主要有两种，即诱惑侦查与卧底侦查。     

论欺骗性讯问的法律界定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严禁以欺骗的讯问方法来收集证据。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侦查活动的对抗性,使得欺骗性侦查谋略在整个侦查活动中的运用成为一种必要,因此,侦查讯问应该对欺骗性讯问具有一定的容忍度。本文认为,根据我国国情,一旦对侦查讯问中的欺骗手段提出容忍条件,将不利于非法讯问的有效控制,而应从欺骗性讯问的法律界限入手,对侦查讯问中的欺骗性讯问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侦查程序异化论

侦查程序异化是对侦查程序最低内在优秀品质的部分背离甚至全部否定。侦查程序异化表现为程序的非及时、权利(力)的非对等、程序的恣意、程序的非人道和侦查模式的异化等。侦查程序改革应分阶段逐步推进,不可一蹴而就。     

侦查程序异化论

侦查程序异化是对侦查程序最低内在优秀品质的部分背离甚至全部否定。侦查程序异化表现为程序的非及时、权利（力）的非对等、程序的恣意、程序的非人道和侦查模式的异化等。侦查程序改革应分阶段逐步推进，不可一蹴而就。     

信息化视野下的侦查策略探微

侦查与犯罪在对抗中相伴而生,侦查策略是侦查活动的指挥中枢。侦查决策过程是运用各种技术方法,科学有效的发现并有针对性的利用各种信息,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的侦查方法与侦查措施等一系列侦查手段的统筹安排和优化选择的过程。信息化浪潮促成了侦查策略与信息、科技的相互融合,带来了侦查策略的信息化、科技化与侦查技术运用的策略化,大大提升了刑事侦查活动的效率。     

毒品犯罪侦查的七种武器

目前在世界各国缉毒侦查工作中广泛使用的各种主动且秘密型的侦查方式主要包括：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卧底侦查、监控侦查、特情侦查这五种具体的侦查方式和与其密不可分的搭梯子策略和金融调查策略这两项具体的侦查策略。     

论侦查讯问中欺骗策略运用的合法性界限

正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1]侦查讯问中的欺骗一般指欺骗策略的运用,即通过编造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讯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环境中,其占主导地位的需要是保护自身安全,在这种需要的激发下,形成逃避惩罚或减轻处罚的动机,在讯问中拒供或谎供。[2]这就要求讯问人员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策略,使犯罪嫌疑人克服供述的心理阻碍形成供述动机,并在此动机下进行如实供述。这些方法与策略包括:说服教育、情感感化、出示证据、心理限制等,欺骗策略也是其中之一。     

犯罪侦查中的欺骗：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犯罪侦查是具有极强对抗性和博弈性的活动,在犯罪侦查中并不绝对地排斥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使用带欺骗因素的手段。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这类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的法律许容性。为防止其被滥用,应设定若干限制性原则予以规范。     

论侦查讯问中的暗示方法

暗示法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有助于讯问目的的实现。常见的暗示方法有语言暗示、行为暗示、情境暗示。从心理与法律的角度,侦查讯问中运用暗示法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暗示法虽然没有被我国及其它国家法律明文禁止,但其一方面有隐瞒真实的一面,即隐瞒讯问意图及掌握证据的真实情况,与欺骗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具有诱导被暗示者按照侦查人员的推测与想象回答问题的功能,与引诱方法有相似之处。如果暗示法运用不当,极易产生欺骗、引诱之嫌疑。因此,正确区分暗示与欺骗、暗示与引诱,解决暗示法的合法性十分必要。     

犯罪侦查方法的中心问题

<正> 在犯罪侦查文献中,每种犯罪的侦查方法(局部方法)通常是以同一方式叙述的,这些方法可大体阐明大多数犯罪的初步侦查过程的内容。但是,在有些犯罪,尤其是在以多种手段实施的犯罪侦查时,可采用一些传统方法里没有的方法,就是要考虑每种犯罪侦查特有的一些典型情况。例如,在谋杀案的侦查方法中,初期侦查行动及其实施策略是根据侦查开始     

侦查策略概念解构

侦查策略是侦查人员在一般策略原理的指导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围绕侦查措施的使用而采取的智谋运筹艺术和解决案件专门问题的方式方法。侦查策略不仅具有特定的字义，还具有特有的内涵：侦查策略的实施，具有合法性的要求；侦查策略是围绕侦查措施有效使用而进行的谋略运筹行为；侦查策略必须遵循科学性。侦查策略的外延有着明晰的界限，表现在其与政策．侦查措施和侦查对策等具有显著的异同，当然也存在着某些交集。     

侦查活动的博弈论解构与指引——评李双其《侦查博弈论》

侦查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其理论基础何在?这是一个为许多学者苦心孤诣所追问并试图揭示的问题。博弈论对于侦查中的策略与行为选择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实际就是解构了侦查策略和侦查行为选择的理论根据,对于现实的侦查行为具有很好的指引作用。李双其教授的最新专著《侦查博弈论》就是将博弈论全面运用于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具有开创意义,也深具独到见解。当然,该著述的得失,还有赖于更多的读者来评说。     

浅议反贪侦查谋略的运用问题

反贪侦查谋略是指反贪部门及侦查人员在职务案件侦查过程中,为了发现、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综合运用各种措施,结合一定的侦查经验而制定的对整个侦查活动起指导性作用的计谋和策略。在侦查工作过程中,谋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居于首要的地位,谋略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始终。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更趋智能化、隐蔽化、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要顺利侦破案件,就必须能够恰当而巧妙地运用侦查谋略。     

揭开侦查讯问功能的面纱——基于实证角度的分析

一般认为,侦查讯问在侦查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侦查讯问之于侦查活动的影响及其程度究竟如何,需要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侦查讯问对整体侦查活动的进程、具体侦查措施的运用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影响既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也可能是限制性的、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侦查讯问的正向影响因侦查机关、侦查对象和区位条件等的不同又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对于侦查讯问应秉持一种客观态度,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采取差别化原则,并在实践中转变侦查讯问的策略。     

论侦查策略的发展渊源

侦查策略作为打击犯罪领域内的谋略文化,由于其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因此,侦查策略的渊源是丰富而多彩的。侦查策略的历史之源:人类抗争谋略的发展成果,构成了侦查策略产生发展的基石;侦查策略自身的发展构成其发展的主线。侦查策略的实践之源:人们对侦查策略的认识产生于侦查实践的需要;其它社会实践对侦查策略的助益;侦查实践是检验侦查策略的唯一标准。侦查策略的科技之源,即对新科学、新技术发展成果的借鉴和应用,是侦查策略的重要来源。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问题分析

侦查措施是证据收集的重要保障,其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息息相关,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至此,为确保新形势下我国刑事侦查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则准确界定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恰当区分何为侦查策略,何为非法取证,不仅有助于侦查策略限度的把握,也为侦查策略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论侦查观念及其理论基础

宏观上的侦查观念主要包括侦查程序意识、侦查诉讼意识和侦查均衡意识。侦查程序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程序具有独立价值,即其本身应具有公正性、人道性等价值要求,侦查程序具有使侦查结果正当化的作用;侦查诉讼意识的理论基础是明确侦查是一项诉讼性认识活动,区别技术角度和诉讼角度,区分侦查与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与侦查策略、侦查的技术规则和侦查的程序规则等相关概念;侦查均衡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活动具有多元价值目标,应对发生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均衡和抉择,当必须作出选择时,应以有利于实现维护法治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根本目的为取舍标准。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着“从获取犯罪嫌疑信息到立案侦查”的特殊的诉讼过程。职务犯罪侦查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侦查行为。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是侦查启动程序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异化和虚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构建的模式选择有二：以“犯罪嫌疑信息”为依据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和初查立案启动模式。     

犯罪现场中反侦查现象探析

犯罪现场是侦查与反侦查矛盾斗争的核心阵地。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行为突出地表现在犯罪现场构成的各个要素之中。在刑事案件中反侦查现象日益增多及反侦查手段不断升级翻新的形势下,对犯罪现场中的反侦查现象加以系统研究,坚定对其加以识别的信心并提高识别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问题分析

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技术,大数据在杀人案件侦查已被广泛运用,且作用明显。为了保障杀人案件侦查中大数据运用的合法、高效,结合我国杀人案件侦查中大数据的运用情况,阐述了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类型,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系统,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方法,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困境,并指出,要深入研究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运用情况,进一步总结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类型与系统,探索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大数据方法,破解杀人案件侦查中的各种大数据困境,使大数据在杀人案件侦查中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