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考析——以广东为例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主要是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在国家倡导多元化机制解决纠纷的背景下,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广东已经探索建立起"商会调解+司法"的联动调解模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民间社会对调解的偏好、国家治理理念的嬗变、商会自发发展三重因素的叠加,与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互动也具有某种历史相似性。虽然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目前商会与法院诉调对接机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基层代理人与规模治理:基层政府的社会组织化逻辑——基于上海市的治理经验

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带来市场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难题的增加。为应对流动社会的治理挑战,基层政府通过"差序赋权""组织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积极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培育成规模的、非政府治理主体的发展。研究发现,这些非政府治理主体实际扮演着"基层代理人"的角色,体现了基层政府的"规模治理"逻辑。通过与代理人的分利协议,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这些代理人实现社会的"规模治理",以减小和分配社会治理的组织成本及治理风险,并实现与流动个体的有效衔接。看似有效的"规模治理"过程与名实分离的社会组织化,既有其现实合理性,同样也存在着可能的政治风险。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关于“民主恳谈”调解民间纠纷的个案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困扰,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一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智慧与能力。在今天民众不太习惯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情势下,地方政府及时创新化解机制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自身既可以第三方的身份超然于事外,又可以负责任的精神置身于调解过程之中。当然这取决于地方精英对协商民主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2013年,温岭市松门镇运用"民主恳谈"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案,就是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的概述与分析,指出协商民主视野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走出这种困境的建设性思考。     

推动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协商民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之中。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领域的协商民主、人民政协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共治理领域的协商民主。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进行梳理,探讨协商民主在中国存在的社会基础及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水平。     

塑造服务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效率并没有充分实现,甚至是低效率和无效率.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针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政府失败",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笔者试图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主要职能的新理论,重塑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塑造服务型政府,着重强调"为公众服务"、"为顾客服务"的治理理念.     

节点治理视角下的警调衔接机制研究

警调衔接是将治安调解、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相互协调起来的联合调处机制,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和自治力相互配合。要将人民调解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须依靠调解工作室这一机构发挥作用。警调衔接机制蕴含了节点治理之理念,调解工作室节点与国家、社会的其他节点交互,形成一张调解网,更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节点治理的视角,调解工作室是警调衔接的核心节点,警调衔接机制的运行策略必须基于调解室在调解网中的组织架构和与其他节点的互动关系。警调衔接的机制通过化解纠纷防止了矛盾激化,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了警务革新,应当对其形成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在高速发达的信息化时代中,技术性手段使得各节点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因而警调衔接机制也愈加智能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的调解前置规则为例

规则嵌入是指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嵌入各种系统和程序,而该系统或程序的使用者不必知道具体法律规定的细节、无需法律人的提醒就可以遵守法律,其特征在于科技与规范的合一性。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最典型的体现当属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调解前置程序。从调解前置程序在诉讼平台嵌入的背景、特点及成效可以分析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与智慧社会的相互影响。从调解前置程序嵌入诉讼平台所体现出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强制性"问题可以分析我国法院诉讼平台规则嵌入的完善举措。规则嵌入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将开启我国法治的新形态。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客观逻辑,是应对新时代社会矛盾风险的路径选择,是新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基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与问题分析,杭州市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推进"城市大脑"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提出了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全面实施"六和工程",提升"六大能力"的框架思路,并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明确了找准定位、准确把握三对关系,健全机制、"三化"牵引强力推进,系统推进、四个层面重点突破等关键节点。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公安机关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构想

我国对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早有法律条文规定与实践,但现有法律条文散列、规定模糊,实践中民警的民事法律素养与调解能力无法与当事人的需求相匹配,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制度与模式急需更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公安机关化解民事纠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应当参考"枫桥经验",将社会调解资源重组于公安机关,引入司法确认力量,保证公安机关民事纠纷调解专业性的同时给予司法确认上的便利,从而构建公安机关主导下的新型"枫桥式"化解民事纠纷制度,更好地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     

论定量因素在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基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完善的视角

定量因素并非我国刑法首创,定量因素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具体实施方式不同而已。我国刑法选择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定量因素在立法上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重要标准,而定量因素却没有在犯罪构成中得到体现,定量因素必须纳入到犯罪构成之中。同时,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出给定量因素引入犯罪构成中开辟了道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定量模式之下我国仍然存在着"司法定量"。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从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理论、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体制、大团结大联合"两大旗帜"、百年统战积蓄的"四大优势"入手,阐述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统一战线在思想意识、参与渠道、目标方位与方式创新四个方面服务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薄弱环节,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整合政治、功能、人才、资源优势,创新民意表达、价值引导与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协同化、科学化、网络化水平,以期增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效能。     

法院调解制度改量的基本理念

法院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完善必须要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为基点,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当事人处分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并应以此作为基本理念,来指导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概念内涵及其双轮结构模型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作为社会发展的"体检表"和"晴雨表",是从主客观角度多维度衡量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并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和深入探讨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概念内涵,并构建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测量结构和具体指标体系及其双轮结构模型。社会景气测量主要包含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包容、生活质量和政府治理质量六大方面,社会信心测量主要包含当前社会信任和未来社会信心两个层面四大维度。双轮结构综合了社会景气和社会信心所有维度,并体现了二者的内在关系,包含主客观指标、广义与狭义不同层面。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国家法与民族习惯交叉渗透的生产性实践

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一起调解案,通过对国家法的"只提不用"与民族习惯的"只用不提"的实践,展示了二者交叉渗透的真实图景。该案的解释结论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国家法虽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但已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化"地改造着社会;而民族习惯在保持对基层社会既定影响的同时,却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这种交叉渗透的"实体理性"进一步体现为在该地区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国家运用"外-内-外"的经验法则而民众却运用"内-外-内"的经验法则,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在相互耦合中都指向了回应社会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运用协商方式在中立第三人(调解人)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类型.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日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当从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前置性调解程序;遵循自愿、合法与效率的原则;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方面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