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青少年立法问题思考

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处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青少年保护问题,尤其热衷于运用立法手段,制订各类青少年保护法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青少年专门法规,是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颁布的《少年法庭法》,这部法规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出发,规定了少年的上限年龄为16岁,规定了少年犯罪应从轻处罚,规定了设少年法庭专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由于该法规内容新颖,很有吸引办,美国其它各州和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制订青少年法规。亚洲最早制订青少年综合性法规的     

"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有效方式

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我国刑事立法一贯坚持以挽救为目的,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前提;一些地区将"刑事和解"运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效果显著,起到了示范作用.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能保护耒成年犯罪镲人的权益,又能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需注意的问题是:区分刑事案件的性质,确立社会参与原则,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及"刑事和解"的内容,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未成年人法的困境与出路——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存在的问题,应着重解决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稀释困境、涉法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缺位、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不健全三大难题。尽量少改和不打破现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将亟需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方式解决是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宜适度"福利法化",将修法的重心定位为保护困境儿童及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宜进行"少年法化",将其改造为司法性质的少年法典,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他相关法律也宜进行配套修改,将未成年人法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改变未成年人法附属于成年人法的"小儿酌减"状态。     

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

回顾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不仅仅推动了青少年犯罪学与犯罪学的产生,还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公众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促成矫正主义青少年犯罪观的形成、促进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与完善,以及推动未成年人专门立法的诞生、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30年来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也存在着学科独立性的缺失、研究对象界定的悖论、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槽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等严重不足.     

研究生招生中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途径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不同教育阶段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在我国,研究生招生阶段受教育权较多表现为受教育条件权和机会权,考生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关键在于加速完善立法,建立有机统一的分层教育法律体系,并着重保护考生相关权利和保证权利救济。     

"危机家庭"中的青少年权益保护——百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实证调查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首属环境,对其人格的塑造有着奠基的作用.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危机家庭"的数量愈益增多.在我国,"危机家庭"中青少年权益始终处于被漠视的地位,如何切实地保护他们的权益是社会每个人的责任.笔者拟通过百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实证调查,探讨"危机家庭"对青少年犯罪这一严重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以期为我国"危机家庭"中青少年权利的保护有所裨益.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关注的问题。通过建立多元时间序列的VAR模型,利用我国2001-2015年青少年犯罪统计数据,分析惩戒犯罪的严厉性政策、惩戒犯罪的确定性政策、司法投入、处于青春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中入学率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惩戒犯罪的严厉性政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震慑效果,高中入学率有助于青少年犯罪率降低,惩戒犯罪的确定性、司法投入、处于青春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不显著。     

失足青年心理发展分析

根据我国六大城市的犯罪数字统计,一九六五年青少年刑事犯占青少年总数的万分之一点九九;一九七九年上升到万分之二十点六,增长十倍以上。同日本比较;日本一九七九年青少年犯罪占青少年总数的千分之十四点五,犯罪率比我国高七倍多;但我国犯罪率的增长,又比日本高七倍多,这是命人担忧和应当严密注意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英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介评

英国自1847年开始区分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以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经历了由惩罚控制向社会福利模式转变,又从社会福利模式向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与控制犯罪平衡转变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社会参与与协助,不仅设立了少年法院,还创设了适合成年人参与警察讯问制度、保释以及转处措施等,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这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将有助益.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内容要有一个深入地了解,具体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完善我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制度,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标。     

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性质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双重性质.受教育权主要是以社会权的形态表现出来,但是以自由权作为其前提.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其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作为和干预,为教育的实施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不得干预教育的内部事务,尊重教育的多样性.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不仅仅只是对国家的总体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其内在的和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公民个体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     

《少年犯》拍摄记

这部由深圳影业公司摄制的彩色故事片,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字幕:“本片为了体现挽救孩子、造就人才的宗旨,首次起用少年犯扮演少年犯”。影片导演、著名电影演员张良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带有风险的决定,是希望通过这次艺术实战,“促使犯罪少年进行自我教育,争取立功赎罪”,也使其他犯罪少年和社会上的失足少年“从中受到激励,看到希望”。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政策规定研究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不成熟,缺乏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易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对此,必须引起国家的重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不能与成年人犯罪混为一谈,在刑事立法上也应该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观念,努力达到惩罚与保护相平衡,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完善的刑法体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修正案第7条对1997年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的修正,在弥补以往刑法规定不足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不够科学准确,犯罪主体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上不太协调,对"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较为规范的界定,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不同身份者之间共犯关系界定不准确.较为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合理界定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等概念,在不同身份者之间成立共犯关系的场合,应区分具体情况来对待.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问题与少年法院的创设

自 1 98 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以来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走过了 1 7年的发展历程。近 2 0年来 ,少年司法制度在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 ,少年司法制度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少年法院的创设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必然寻求的出路。     

锁紧"没有围墙的金库"

散落在野外的输配电线路、铁塔钢材和变压器,在涉电犯罪分子眼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金库"。目前,涉电犯罪作案数量上升,手段逐渐隐蔽,并呈盗、运、销、炼"产业链"发展的趋势。福建省在严厉打击涉电犯罪的同时,提出在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长久之道。     

浅谈危害环境犯罪的法律确认及其原则

人们对环境犯罪的意识十分淡薄,因而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犯罪要进行法律确认,用刑罚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危害环境犯罪的法律确认要遵循社会相当性和环境的生态效益两大原则.     

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问题

目前我们大家在谈论或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題时,都毫不犹豫地、习惯地使用着“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查看各处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统计,或是阅读各人所写的有关报告和文章时,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原来大家所遵用的“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却是各怀己见,各执一端,很不一致。例如:在确定青少年犯罪的年龄界限上,标准不一。关于青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五岁;有的定为二十七岁;有的定为二十九岁;有的定为三十岁。关于青年的最低年龄,即少年的最高年龄,有的定为二十岁;有的定为十八岁,有的定     

浅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

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不成熟,加上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即具有了犯罪前科,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从而给其今后的复学、升学、就业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帮助失足少年重返社会,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已成为当前司法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置,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