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的客体结构——以著作权客体为例兼与李杨博士商榷

知识产权客体是知识产权学说的理论基础,学界关于知识产权的客体一直存在争议,以张勤教授为代表的“信息说”、以吴汉东教授为代表的“知识产品说”、以刘春田教授为代表的“行为说”以及传统的以《民法通则》为代表的“智力成果说”等学说都从一定侧面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阐释,近期李杨博士又从著作权入手提出了客体的多重构造体系说,从动态角度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产权客体学说,但混淆了一些概念,值得进一步商榷.     

论知识产权的法律拟制

知识产权客体是对其物质载体中人类精神的法律拟制,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要点是区分知识产权权利本体及其客体、知识产权客体及其物质载体。无论是知识产权权利本体无形说还是知识产权客体无形说,实质都是指知识产权客体与其物质载体可分离。传统财产所有权权利与客体相混淆、客体与有体物相一致和财产权是支配权、使用权的先见性思维是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障碍。知识产权观念的形成需经过两次法律拟制的环节:首先,在有体的物质载体上拟制知识产权客体;其次,在拟制的知识产权客体上拟制知识产权权利。知识产权是法定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是垄断权/禁止权/专有权而不是支配权/使用权。     

知识产权客体之哲学基础

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主要在于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而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又主要在于这个客体的上位事物的哲学基础.只有阐明了这些基本概念,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才能得以稳固建立,知识产权作为独立法域才能令人信服地确立和发展.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知识产权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目的是进一步夯实知识产权客体的上位事物是信息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客体问题的澄清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将成为主导型的权利形态。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就必须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等颇多争议的问题加以澄清。本文分别从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角度契入,详细地论述了作为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的知识产品和作为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客体的各项权利,同时分析了知识产权下权利客体与法律关系客体不相一致的成因。     

论死者的占有——对“占有”概念的重新解读

死者的占有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刑法问题。无论是死者占有说、死者生前占有说,还是死者生前占有延续说都有疑问。问题产生的关键是,传统刑法对占有的界定过分强调其＂事实上的支配＂这一要素,但在现实当中,一般的社会观念对于占有的认定更为重要。因此,认定刑法上的占有,关键在于明确占有主体对占有客体的＂排他性支配＂,在此基础上,继承人占有说是更为妥当的主张。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     

信息产权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

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生产对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信息产权的理论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应当解决新信息的足够生产、信息的消费者(用户)对信息的足够而合理的分享,以及信息专有与信息自由和分享矛盾的调适等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特别是其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妥善地解决了信息产权理论上信息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悖论,从而使其存在和运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双重客体说”：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再论

在确定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具体类型时,我们应以＂涵盖性＂、＂反作用性＂、＂概括性＂作为判断客体形态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标准衡量,＂劳动力客体说＂、＂劳动行为（或劳动活动）客体说＂、＂主从客体说＂等我国当下几种主要的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理论学说均存在着若干不足,极有必要代之以＂双重客体说＂,亦即静态的劳动力、动态的劳动行为均应被视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表现形态。在客体种类被界定后,我们更应关注和研究双重客体自身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对劳动法的宗旨确立、权利义务结构、制度设计等方面产生的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遗传资源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正当性。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演进超越传统知识产权理论,"智力劳动成果说"不是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遗传资源具有成为知识产权客体的合法性。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探矿理论和法哲学的公平、契约理念都支持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论计算机信息交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信息交易是指以计算机信息为客体的在线电子交易，是电子商务的一种特殊类型。计算机信息交易包括计算机信息在线销售与计算机信息在线服务。从法律性质上讲，计算机信息交易是一种信息产品交易，而不涉及知识产权许可与知识产权转让。计算机信息交易的核心是信息产品上的信息财产权，而不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体系同一性理论的反思与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外的无形财产权的范围都在日益扩大,探究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统归于知识产权体系的逻辑关联便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无论采用客体来源视角,还是采用客体形态视角,传统知识产权理论都没有对此进行充分阐述。知识产权体系同一性理论的构建回归客体非物质的逻辑起点,采用超越客体来源和客体形态的人的理性思维、意识活动视角,在知识产权类型化的基础上,构建由类型动态谱系和程度动态谱系组成的动态体系理论。     

类型化的思考与多元保护法益——兼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实践转向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这些争议问题最终指向了该罪的保护法益.围绕该罪的保护法益,目前学界存在简单客体说与复杂客体说的争议,但这两种观点都是在概念意义上的抽象理论解读,难以对具体实践认定发挥指导作用.实践指向的保护法益研究必须以类型化思考为基础、以具体化的多元保护法益为依归.保护法...     

对知识产权客体创造性特征的反思

知识产权界的通说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产品,其具有创造性的特征,且创造性是知识产品取得法律保护的条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创造性特点理论呈现出一定局限性:创造性并不是知识产权客体本质特征的衍生,也不是所有知识产权客体的特点,不应该成为客体获得法律保护的条件。创造性只是立法者对客体选择的一种判断标准,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政策的要求。     

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研究——以贵州省为重点

民族传统文化是特定民族或者世代居住于同一地域的特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中不断创作、积累而产生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价值,其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是该领域当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民族传统文化在保护客体、保护目的、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知识产权客体具有较大差异,给予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财产权或其他方式保护是可以不受现行知识产权法理论、原则的拘束,自行发展创设全新的法理。     

信息产权：知识产权的延伸和补充

信息的财产化对于信息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作为对非物质性财产提供保护的主要制度形式——知识产权理论却因其客体理论本身的限制，难以实现从知识产权到信息产权的跨越。从作为权利客体的“信息”之限定、正当性证成、质疑与回应等几个角度具体展开论证，努力发展更加明确可行并更具说服力的信恩产权理论。基本观点为：能够作为财产权客体的信息应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可描述、可再现的符号形态；在内容上能够表达某种可被理解的意义，并能够符合价值正当性衡量。界定信息产权客体还应考虑信息的经济价值与可交易性。信息的共享性、对信息垄断的担忧和可行性问题不能成为阻碍信息产权设置的实质障碍。信息产权能够被理解为知识产权的延伸和补充，能够给予知识产权法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制度发展空间。     

土地上下空间使用权问题的思考

土地上下空间的使用权具有不同的名称,其中包括区分地上权说、分层地上权说和空间权说。我国理论界采纳空间权说。对于土地空间使用权的法律性质学界也存在争议,有人主张独立物权说,也有人认为不是独立的物权,而主张综合权利说,也有人否认独立权利的观点,认为应包括在建设用地使用权中。土地空间使用权的客体应该是独立于土地的空间,空间也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视为不动产。     

知识产权客体扩张的检视与反思——兼论知识产权的立法体例

知识产权的不断扩张,使得知识产权客体越发的呈现出多样化、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特征,以及知识产权其他制度的相应消解和补足,也使得知识产权客体难以发挥出传统民法所寄托的权利客体价值.由此可见,在民法典编纂的语境下,需要进一步正视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不确定性,以及其价值功能的缺失性.一方面,应在反思知识产权客体扩张的基础之上,于《民法总则》中采取权利列举的方式,而不宜继续沿用客体列举的路径,以便于更加周延的实现对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全面呈现;另一方面,应采取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实现知识产权的单独“成典”.     

论知识产权的客体

本文简要的阐述了知识产权的定义,并对其客体的几种学说作了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     

反垄断强制许可令与知识产权的冲突和解决：以欧洲经验为例

反垄断法以禁止滥用垄断地位为名对一些具有知识产权的企业施加强制许可令。强制许可令直接威胁垄断和创新都赖以生存的技术秘密,在破除垄断的同时有可能伤及创新动力。依据欧洲法院的判例,这样的许可令被要求是克制的,使用时必须满足＂例外的情形＂的四项条件。但是仍然有许多反垄断案的判决引起了很大争议。无论如何,反垄断的强制许可令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不应当是自动上位的,而应当是相互协调的。这一经验对所有实施反垄断法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视野下农业遗传资源产权化进程分析

在当前农业遗传资源产权化的进程中,目光主要集中在物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上.但由于农业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有很大的不同,对农业遗传资源能否采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农业遗传资源产权确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在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