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视角

政府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其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也依次经历了监督评价、免疫系统、国家治理等三个阶段。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的新变化与要求,主要体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保障民生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功能等四个方面。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着力点,主要体现在预算审计、公共政策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多个方面。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根据由组织设置、权力划分、制度建构、机制创新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分析框架,现行行政型审计管理体制在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四个方面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相适配之处,导致审计体系整体运行出现监督失灵、质量下降、目标偏失等问题。相应的,就应该从"坚持党的领导,优化组织设置;科学划分权力,建立权责清单;坚持依法审计,夯实制度基础;推进机制创新,增强改革动力"等四个方面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首先对这个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多重转型叠加导致政策问题识别困难,目标模式多元导致改革路径曲折,以及现实与理论脱节导致现代治理难以推行。最后,对公共管理学界的同行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出了期望。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对1949-1978年国家治理的反思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家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工具等总体上仍然属于传统型的治理体系,其存在诸多固有的缺陷,这是造成这30年国家治理效能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以政治学的视角来梳理这30年的国家治理实践,反思其得与失,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必要的,又有重大的启示性意义.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理论进展及未来方向

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目标。当前,国内聚焦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现状认知、影响因素和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关于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实践应用研究多,理论建构研究少;制度性建设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宏观视角研究多,微观需求视角研究少等。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基层治理共同体情感共情、效能评价、冲突纾解、组织关系,以期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目标。     

新时代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建理论。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其理论逻辑在于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领导方向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实践路径是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是我们理解新时代党中央领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导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复合优势与合力效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一系列显著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渐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复合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治理主体的合力效应,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治理效能发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会议制度改革、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发挥联系制度的作用等都是很好的思路。     

现阶段国企基层党建工作的难点与亮点——关于上海国有服务性企业基层党建的调查与思考

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党在国有企业开展工作的阵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重心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国有服务性企业基层党建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国有服务性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难点、亮点,认为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员工思想诉求的多元化、党员队伍的素质问题、基层组织自身的原因等给国企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挑战,提出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入手,强化主动服务意识,紧抓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活动内容方式,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并重,以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nation state has a future as a major locus of governance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t begins by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etween states were important in establishing the power of the state over society. It goes on to consider the changing capacities of the state in the modern world. Extreme versions of the 'globalization' thesis are then challenged, and it is argued that national-level economic processes remain central 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s far from ungovernable. Major nation states have a pivotal role to play i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h governance. However, their role is less than as autonomous national macro-economic managers, than as agencie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populations and sources of legitimacy for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The central func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is that of distributing and rendering accountable powers of governance, upward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trade blocs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ownwards towards regional and other sub-national agencies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and regulation.     

从优势到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Partne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U.K. Local Enterprise Agenci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cal enterprise agencies in Britain in the 1980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cus for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agencies present themselves as locally oriented partnerships and the paper draws on evidence from a recent survey, undertaken by the author in Greater London, to show what partnership can mean in practice. A particular focus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agenc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is leads to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polic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agencies which is part of a wider growth of the non-elected state in Britain through the decade. It is argued that their development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ir lack of local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机关事务标准化: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机关事务标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机关事务标准化蕴涵着秩序、体系、科学和效益的逻辑。然而,在推进机关事务管理的实践中,也面临诸如职能定位模糊,标准化体系尚未健全,标准化实施难以落地等困境。基于此,需加快机关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通过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来推进标准化的建设。同时,做好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衔接机制建设,厘清不同标准的边界。加快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建设,做好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Creat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ves and daughters of martyrs,and acts of citizenship

This paper develops a notion of citizenship which accounts for interruptions of, and compliances with, routines in governance. It applies the concept beyond a legal status and electoral practice to decipher how everyday encounters with the state can lead to creative institutional reconfigurations. Focusing on the wives and daughters of martyrs from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this paper poses ideologically committed contestation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national structures of power as acts of citizenship.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emporality and constructive uses of memory, this discussion introduces a governing technique created and utilized by women to remake the state as they assert a self-determined citizenry status.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