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联合国与非殖民化进程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已于2006年底"解甲归田",现年62岁的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即将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的第八位秘书长,总管这一规模最大的国际组织的工作,其中包括非殖民化的事项.目前全球还有16块尚未自治的领土.它们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加勒比和大西洋地区,分别由法国、英国、美国和新西兰管理.     

推动构建和谐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与能源、环境、人口、技术、观念和经济发展均有关。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治和外交领域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减排,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脆弱性和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的规则和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专题研究:全球卫生问题与卫生外交

<正>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使健康和卫生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点,给刚刚兴起的全球卫生外交增添了新的动力。本专题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全球卫生外交相关的问题。《外交转型与卫生外交》一文从外交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卫生外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外交复兴的体现,反映了当代外交转型的特点,代表了未来外交发展的方向。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全球卫生外交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徐彤武的《埃博拉战争:危机、挑战与启示》介绍     

论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

作为国际关系的新事物 ,预防性外交在联合国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冲突的新方式。从哈马舍尔德、加利到安南 ,都不断赋予预防性外交新的内涵 ,相继提出了防止外交、预防性行动等不同的概念。与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性和综合性是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特点。实践表明 ,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卫生外交

卫生议题与外交的融合以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表明,人类大家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危与共、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实施的各种疫情防控政策和行动凸显了全球卫生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全球卫生外交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向。卫生议题与外交手段的结合把卫生和健康问题提到国家政治议程的前列,从政治层面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有利于加速实现全球卫生健康目标。但是,一些国家利用卫生议题追求政治目标,这种将卫生问题政治化的行为,阻碍了国际合作,制约了卫生问题的解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提升全球卫生外交的地位,使之成为未来外交学研究和外交实践的重要领域。     

一九六七年

1月9日南外交国务秘书处向欧各洲国发出"发展欧洲国家合作备忘录",呼吁通过联合国所属欧洲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发展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并表示南愿在一定条件下在电力、炼铝、游览等方面吸收外国投资。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可概括为一个战略和四个支撑点,即印太战略和多边外交、同盟外交、价值观外交及"规则"外交.从路径上看,拜登政府继续调整全球部署,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期压垮中国,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影响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及双边关系稳定.但要看到,拜登政府仍面临诸多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其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期.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周边形势:热点升温竞合共存

中国周边国家众多,环境复杂,是中国外交的首要地区.今年以来,朝鲜试导试核,半岛飙升为全球热点,地区安全形势趋紧;周边国家政治乱象多于常年,经济整体呈"多元增长、势头强劲、整体共兴"局面;区域合作势头强劲,主导权之争依然错综复杂.     

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新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政党关系的旗帜,发挥党际渠道在同相关国家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拓展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通过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有机结合,积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把握战略制高点,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可、认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严峻挑战,党的对外工作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将续写新的篇章.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

随着国家间跨界水资源争端日益加剧,"水外交"作为一种预防和化解争端、开展合作的新兴外交形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来看,尽管跨界水资源主要表现为一种硬性国际政治资源,但与跨界水资源相关的科技、制度、组织、观念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外交活动中,各行为体掌握资源的多寡和利用程度决定了其外交的质量和效果,在跨界水资源权属、总量、分配等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既定且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如何在"水外交"中发挥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从中国在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四个周边区域的"水外交"实践来看,科技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和观念资源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已经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功能和作用,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从而为周边"水外交"提供更多选择。     

大危机下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国际合作与外交理论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转向国际机制合作,从自助外交转向制度外交;第二次转向是从机制合作转向共同体合作,从制度外交转向伙伴外交,可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是从单一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转向多元文明主导的共同体合作,从一般的伙伴外交转向以扶助为重要特征的伙伴外交,可称为"跨文化转向"。大危机条件之下,要适应新型全球治理的需要,建构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助到扶助,是历次大危机后国际政治反思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实施国际扶助,需要考虑一系列条件:扶助与自助将长期共生;扶助需要以互助为基础;实施扶助需要完善一定的体系规则等。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