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居民参与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社区通”的实践探索

正"社区通"是上海市宝山区运用互联网思维破解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理难题的有力探索,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以居村党组织为核心、以居村委为主导、以城乡居民为主体、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网上工作系统,上线一年多以来,基本实现了对宝山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重塑。社区通集中体现在一个"通"字,居民相通,熟人社区慢慢形成,     

居民自治 辖区共治 社会协治 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办事处

<正>近年来,嘉定镇街道以"居民自治、辖区共治、社会协治"为理念,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了科学治理水平。居民自治:自己的事自己办"睦邻点"(即由居民自愿提供活动场所、居民按兴趣爱好自愿组合、活动内容自行设计、组织者自行推荐的活动载体)作为居民自治、创新治理的新探索,已在街道生根发芽。经过8年的培育发展,至今发展到338个,平均每个社区近20个。通过聊天议事、健康养生、矛盾调解等,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社区治理存在着诸多主体,包括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居民个体等,这些主体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会出现"治理失灵"的现象,使多元治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为此,社区党组织应构建治理框架、制定规则并与其他社会力量对话合作,以解决多元主体角色不明、社区治理缺乏明确法律法规、社区多元治理的思想基础相对缺乏、多元治理平台建设缺陷等问题。     

“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与转型

居民的社区生活状态影响着社区的治理状况,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对完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低质量的城镇化建设,使得"过渡型社区"在各地区不断上演,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过渡型社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虽然"过渡型社区"的居民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换和身份的转变,但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半城镇化":社区意识不足、缺乏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这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而且使得"过渡型社区"的治理陷入困境。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不断加深,"过渡型社区"存在的治理弊端日益凸显。新的转型时期,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过渡型社区"治理中的窘境,使其平稳且快速地向成熟城市社区过渡,以实现居民的全面市民化。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创造公共价值:“红色物业”的有益实践

"红色物业"是执政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团结带领多方主体,基于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共识,通过治理结构再造和广泛社会动员,共同营造良好社区环境,进而创造社区公共价值的过程。"红色物业"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实践成果,有效地化解了社区物业管理中的矛盾,提升了物业企业、业委会的服务水平,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的重要能力,改善了传统的较为混乱的物业管理格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新时代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案例。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以C市H区“X实践”为例

社区治理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内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从社区治理视角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都可以在社区共同治理空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组织,在集中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等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不足,更多是由于长期保守的观念,社区的社会组织没有自主产生的先天条件。本文旨在通过对C市H区的"X实践"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扶持和发展为例,梳理现阶段C市H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诸多成功经验,进而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在对比与总结中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建设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活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居民根本利益、提升社区建设制度化水平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就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的关系;重构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可持续性。     

老旧小区的情感治理：实践形态、应用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M社区三类治理场景的考察

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特征较为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类型。从M社区的治理实践来看，环境整治、物业管理、应急管理三类治理场景都凸显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介入特征。情感介入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功能，与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干部特质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混合型特征与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科层化、技术化的总体背景下，情感治理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度，即制度化难题、可推广性有限以及情感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张力。鉴于此，要对社区情感治理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激活社区情感资源、构筑情感治理载体、培育情感治理主体、情感与技术的互构等，实现老旧小区情感治理的体制转型。     

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成本——以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

社区治理成本过高,成为制约许多地方进一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本文以W市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运用自组织理论对社区治理成本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了社区自组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社区治理成本这一理论假设。从而得出结论:居民以信任和合作来治理社区比政府主导社区绩效更大。因此要减少社区治理成本,还必须以现代公民社会即居民自组织网络发育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