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城市农民工的体育消费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体育消费受农村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制约着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余暇时间少,体育技能与意识差,经济收入低,缺少农民工体育组织。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4268份调查问卷,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人口统计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并首次在大样本的基础上证实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是否培训、技术等级、有无证书、目前工作时间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稳定。研究还表明,就业差异性已成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机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所处行业、受雇方式、务工地跨度等就业差异性变量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析了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本文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心理资本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受他们感知到的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水平对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影响。提高心理资本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主题。根据2009年CHIP数据,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分别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选取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老家人均收入的比较、与所在城市平均个人收入的比较、工作收入、居住、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共20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即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识别并分析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往关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较少考虑微观的家庭人口因素。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具体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陕西周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作用因家庭结构而不同。退耕还林政策既没有针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化,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有小孩但没有老年人的家庭较少从事外地打工活动,收入相对偏低,他们更依赖退耕补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基于社会经济稳定评估模型的分析

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社会经济稳定评估模型与评估指标进行设计与构建,并运用这一模型计算各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变量的权重,基于评估模型得出收入分配对经济稳定的权重,揭示出收入分配对经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原因及影响表现,即收入分配对经济稳定影响提升的根源是收入差距扩大及分配不均,其主要是通过需求来影响经济稳定的,因此,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税收调节手段,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扩大公共服务均等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等内容作出了明确阐述。通过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举措的实施,能够长效地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及能力,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农民工子女随迁现状与推进路径

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是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步骤。为了解和分析农民工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家庭化流动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应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描述和因果分析。统计发现,目前农民工总样本中有未成年子女随迁情况的农民工家庭占流动家庭的六成以上,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随迁率稍低于总体随迁率。统计模型表明,农民工子女随迁行为受经济与社会多重变量的影响,因此,政府和社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当从收入水平、工作强度与生活方式、区域资源协调、社会保障参与等方面促进农民工子女随迁。     

参军经历、资本积累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基于对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的调查,研究参军经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影响。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为中介变量,纳入中介效用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同时通过个案访谈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参军经历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从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产生正向效应;参军经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性影响主要集中于种养大户和涉农企业。要围绕"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题,培育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民工拉动内需新引擎对策分析

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新引擎。这不仅源于农民工经济心理和代际的变化,也源于农民工提升了向人力资本载体升级的意愿,更源于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趋势。资料显示,90后和80后比70后农民工的消费意愿更强烈,前者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远远高于后者。如果社会保障部门加大向金融体系流动性贷款投资力度,农民工参与职教培训,使其人力资本含量提高,并预支未来收入实施超前消费,可有效促进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大学生精神健康差异形成的途径和机制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大学生在精神健康上的差异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精神健康的影响途径和机制。研究发现,来自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大学生在抑郁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和自我效能感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中介因素。这进一步证实了精神健康状况是社会经济因素和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预防和干预大学生抑郁不仅要着重于其背后的认知和心理机制,还要把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等因素考虑进来。     

转型期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85位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是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和冲突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农民工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改善诉求,他们希望政府加强劳动关系管理。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其收入正相关,他们的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状况直接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如今老一辈农民工不断减少,新生代的农民工不断壮大并呈现出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特点。文章主要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进行阐述,挖掘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能为学界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中提供一定的借鉴,使我国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中等城市大众体育消费动机与结构的调查分析——以滨州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滨州市城区居民体育消费情况进行调查,目前城区居民有一定的体育意识,实物型消费水平较高,且体育消费动机较明确,居民体育信息获取渠道交为广泛,受收入等因素的限制居民参与性消费水平参差不齐,观赏性消费水平不是很高;通过对居民体育消费的动机与结构进行调查分析,有助于合理的引导消费,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为中等发展中城市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农民工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特点研究——两代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攻击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内隐攻击性用IAT测量,外显攻击性用自陈量表测量。研究结果表明:(1)两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明显的内隐攻击行为,且老一代农民工的攻击性在内隐层面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强。(2)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攻击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3)在两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的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需求变迁、供给约束与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完善——一个三阶段发展思路的探讨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通过分析可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表现出保障权呈现比较显著的边缘化倾向、保障需求和维权意识比较强烈及参保率比较低的特征。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一是中国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待完善;三是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狭窄,且呈现出地区与城市的差异性。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机制:第一,应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规划与科学设计;第二,要不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第三,应陆续拓展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且逐渐拓展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城镇的社会覆盖面。     

提高农村消费水平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对永州市农村消费水平与收入关系的思考

农村消费市场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永州市农村市场消费水平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后劲明显不足,关键的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收入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收入比重过低。要促进永州农村市场消费,必须要在致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调整产业产业结构,盘活农村资产,加快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权益诉求与政策保障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市民化意愿强烈,但是存在着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层次低等问题。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创新城镇化道路,必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他们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必须把他们逐步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必须保障他们在农村的权益,并转化为实现市民化的资金和社会保障。     

浅析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职能

社会保障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缓解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将公平作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分析社会保障与收入再分配的关系后,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思考——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启示

西方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这种收入不仅指即期的收入,还包括预期的、未来的收入;除此之外,在不同的条件下,利率、财产、消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等都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选择。从这些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要扩大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必须在收分配、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