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冻于心化于心的大雪——2001年内蒙古暴雪灾害采访亲历记

2014年7月16日至18日,我和原《劳动午报》摄影记者孔令德受北京青基会的邀请,再赴内蒙古锡盟地区,回访13年前特大雪灾发生后我们采访过的灾区牧民,13年半的时间,一冬一夏,两个宛若黑白片和彩色片般差异巨大的场景,让人恍若隔世…… 2001年3月初,我刚刚担任《劳动午报》首席记者时间不长,一天,报社领导找到我说,北京青基会有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报社希望你去完成.“什么任务?”我问.领导回答:“去内蒙古雪灾现场,大约一周时间.有困难吗?”当时我母亲刚刚患重病住院,社领导知道,所以问我是否有困难,但很显然,社里还是希望我这个首席记者承担这个很重要的采访任务.     

“日本妈妈”的1000万

一个日本姑娘,为中国特困儿童的“希望工程”,贡献出一片赤诚的爱心。在“希望工程之最”中,她是捐款最多的外籍人士。     

镜头圆了助学梦

2006年3月28日,徐州铁路客运段“列车爱心摄影部”又出资4000元向泉山区矿山路小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了捐助。10年中,他们用微薄的服务利润,共向希望工程捐款8万余元,先后救助了123名失学儿童,多次被铁道部希望工程办公室和徐州团市委授予“实施希望工程十佳先进单位”称号。     

刘峥年轻的『好人代表』

一岁半的时候,爸爸因公去世,30多年来与妈妈为伴,受到妈妈“父爱母爱一肩挑”的呵护养育;至今还在为爸爸妈妈的感情和妈妈的坚强流泪,为爸爸妈妈都是单位里的优秀职工而骄傲.所以,上大学就坚持报考“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坚决地选择了社会公益服务职业.这是“刘峥”这个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普通工作人员情感的成长之路. 青基会秘书长陈淑慧告诉记者,采访刘峥很合适,能代表我们这里所有的年轻人.     

锻造新公民

[策划人语]“新希望工程”是自以为是的我,在去年春天把“希望工程”的盛名,移花接木到朱永新先生主持的新教育实验,传递出我对它以“人的教育”对抗“教育异化”的价值判断。在“希望工程”暂告结束的今天,我理解的新教育实验,俨然是“希望工程”的升级产品,它关心的不是为失学儿童找回书包,而是避免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堕落成爱因斯坦所憎恶的“技术狗”。既然新教育实验,是中断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验的复兴,那么续接同样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公民教育,就是情理中事。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发现公民教育的印记,我抱怨“新希望工程”还缺一半。     

论《利雅得准则》的基本原则

《利雅得准则》,即《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要求:“会员国在其全面的预防犯罪计划中,在国内法、政策和实践中适用《利雅得准则》。”它是所有会员国预防少年犯罪的共同行动准则。《利雅得准则》通过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综合治理的决定、未成年人保护法、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以及过去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收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其中也包括希望工程等保护青少年权益的行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果。为了更好地执行《利雅得准则》,对《准则》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是必要的,根据笔者对《利雅得准则》原文的理解,就《准则》规定的6条预防少年犯罪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     

企业的“希望工程”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提法:要把职工培训视为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时下,部分单位在抓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工作方面,投入很大力量,并且安排和建立了领导、“一把手”等这样那样的“工程”。这些“工程”无疑是发展企业经济,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最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     

情怀：善良能干的北京人

1996年，殷明大学毕业。毕业不久，她进入到了北京青基会这个专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单位工作。到这里工作很符合殷羽的人格和性格定位，能亲自从事公益项目，能给无数人提供帮助，这种感觉让她非常满足和快乐。虽然她的具体工作曾经是接待、出纳，但青基会里面每天出现的感人的事。     

公交第七客运分公司工会开展“一帮一 一带一 结对子”活动

日前,北京公交第七客运分公司工会在14个运营车队中广泛开展了“一帮一、一带一,结对子”活动,订立《“一帮一”协议书》;大牌车组和一个普通车组“结对子”,开展“一带一”活动,订立《“一带一”姊妹车组协议书》。     

孙中山斗不过康熙?

孙中山斗康熙,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别误会,我说的是“戏”。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同时推出了两台大戏:一是一套节目的《孙中山》,一是八套节目的《康熙王朝》。众所周知,一套是中央台的“台柱子”,把《孙中山》安排在一套,当然也是“隆重”的意思。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孙中山》输给了《康熙王朝》——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是“康熙”,人们茶余饭     

开了个南风窗

打开创刊号的这扇《南风窗》,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教人为之心窍开通,心情舒快。开放、大胆、言之有物几乎是这本薄薄的杂志每一篇文章的共同特点。例如:《广州人的“炒更”》一文,为某种意义上的“炒更”翻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炒更”是胡乱捞外快的同意义语),指出这是广州人“以增加工作量来应付自已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一种手段;《广州,处处讲钱》一文提出诸如“凡是认真讲钱的地方特权就变得不那么吃香”,“认钱不认权”等新而且尖的论点;《京西来了“长头发”》一文则揭示了“不能以头发长短来论英雄”(“长头发”在     

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

1918年“五一”劳动节,广州首次出现了“劳动圣节纪念”活动,上海《劳动》月刊首次刊登了一篇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文章。1919年“五一”劳动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一篇短文《五一节杂感》,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出专     

“五福临门”是指哪五福

“五福”这个名词，原出于《书经》和《洪范》。到底五福是什么呢？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注：《书经》上所记载的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的终命。（《书经洪范》）     

是非自有公论——兼答李茹英女士

《南风窗》五月号发表《告‘御状’的香港女骗子》(下简称《告状》)一文之后,海内外反应热烈,许多读者来信为之拍手称快。从这个利用内地的官僚主义穿梭行骗的典型事件中,人们看到了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复杂性,思考着进一步开放与改革面临的新课题。最近,李茹英女士在香港《争鸣》杂志八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告状》一文是“来势汹汹的舆论攻击”、“利用国家宣传工具”、“蓄意歪曲事实”、“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然而,李茹英的文章对《告状》一文摆出的一系列主要事实,能避则避,能推则推,能赖则赖,“王顾左右而言它”,不敢面对真正的实质性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俗语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说，如同说“少儿不宜”、“老人不宜”。《水浒传》里的各路英雄豪杰大多是以一幅侠肝义胆的面目出现，虽然“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爽总是让人觉得痛快大气，可惜仔细一看却发现，倒在好汉们刀下们的贪官污吏和恶霸地痞固然不少，可是好汉们滥杀无辜的场面也不乏见。     

“平等协商”之我见

关于集体合同的协商谈判过程,国外普遍称之为“集体谈判”,我国劳动立法则采用了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术语:“集体协商”和“平等协商”。劳动部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中出现了“集体协商”一词,但并未得到认同和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1995年发布的《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试行办法》中把集体谈判活动称为“平等协商”。2001年,“平等协商”进入修改后的新《工会法》,正式成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表述集体谈判活动的法律用语。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重新制定的《集体合同规定》仍继续使用“集体协商”来表示集体谈判。     

“三顾茅庐”最初实为诸葛亮自荐

“三顾茅庐”是史上最有名的求贤典故之一,但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都来源于《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只是一部文学小说,不是正史。因此,《三国演义》里的很多故事是靠不住的。就“三顾茅庐”而言,历史上就有“刘备三往卧隆中”和“诸葛亮登门自荐”两种说法,“赤壁之战”的那场火也有“周瑜放火灭曹”和“曹操烧船自退”两种记载。那么,历史上的“三顾茅庐”真像小说中那样是刘备采取主动吗？     

编读往来

说起我与《南风窗》的相识,真是一段有“缘”的故事。去年底,我在厂内订了11份杂志,当时并没有订阅《南风窗》,而是另一份青年刊物,却因写错了邮政代号而成了《南风窗》。拿到《南风窗》,我感觉从来没有一本杂志能像《南风窗》那样令我看后心动。我是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细细地品读,深深沉醉在刊物之中。没想到这一“错”竟“错”出了这么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尽诉心中情

当你捧起这本“全面装修”刚刚竣工的《南风窗》,你一定不会忘了老朋友吧。 嗨,《上班一族》的朋友,你好吗? “装修”之后,《上班一族》风采依然,自成一体,自成风格。     

四个秀才一台戏——“文革”前后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四个秀才一台戏》是作家权延赤最近完成的一部力作。文章以“文革”前后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人格、境界、思想、命运迥然有异但又同是“秀才”的四位历史人物之间,一段错综复杂打着时代印记的交往经历。这四位秀才分别是:陈伯达、康生、周扬和“文革”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胡昭衡30年代就写过不少小说,当天津市长后以“李欣”为笔名写《老生常谈》,与邓拓在北京写的《燕山夜话》相提于一时。 1964年到1965年间,胡昭衡与陈伯达来往最多,其次周扬,再次康生。当时,“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与胡昭衡的几十次谈话“都是围绕工农业生产展开”,几乎忘记了“阶级斗争为纲”。他不停地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康生则专注于“养病、收集文物字画和搞‘阶级斗争’”。周扬谈话最多也最关心的是“两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和“两条线”——“左联”时期一条线、建国后17年文艺又一条线。 1965年11月10日,随着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历史拉开了一道无情的幕布——一台足可警示启迪后世的“秀才戏”上演了。经权延赤同志同意,本刊特摘登《四个秀才一台戏》的最后一部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