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评估:基于2003-2009年的数据分析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宏观调控的过程。调控的目标是"三个基本":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以2003-2009年的数据分析,上述三个目标均没能实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不足、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掣肘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自然属性等。完善房地产调控机制的基本着眼点是,优化房地产政策过程,防范房地产市场变异。     

政府规制与个人责任的治理竞合问题研究

频发的食品药品事件、工作场所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问题表明,整个社会过度依赖政府规制,忽视甚至压抑个体责任的功能,很难达到抑制风险的目标。个体责任不仅能够弥补规制供给缺口、堵塞规制漏洞、减少政府审批内生的偏差、降低规制的市场负效应,而且有助于遏制规制"竞次"、俘获和腐败。目前亟需界定政府规制与个体责任的有效治理边界,控制二者间的潜在冲突,发挥二者的协同治理效应。     

论和谐劳动法律关系的构建——以就业和职业歧视之合理规制为视角

当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和职业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已成为我国政府实现就业目标的重要障碍.它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就业权,而且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本文在结合现实分析了我国就业和职业歧视的现状、原因及判断标准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就业和职业歧视的规制原则、规制途径和规制方式.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模式及其转换——以发达国家电力行业改革为例

对发达国家电力市场结构模式及其转换的考察分析显示,以电力产业为代表的自然垄断产业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需要通过一条自下而上逐步完善的渐进式道路来实现.多元化市场经营主体是自然垄断产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以结构性分离和放松管制、引入新竞争者为主、行为性方法为辅的多元化市场重构,是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途径;自然垄断产业的多元化市场重构必须与多元化产权改造相结合;政府规制应当收放结合,改造现有的规制机构,进行多元化的规制模式改革.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模式的选择不能一刀切,改革应总体设计、逐步推进.     

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规则国际化的过程中,放松规制政策与改革审批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之际开始的行政制度改革运动实际上构成全球放松规制政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从规制政策理论和制度框架出发探讨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和途径.     

我国经济性规制改革的产业绩效评价

我国经济性规制改革以放松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改革为主要内容,改革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评价经济性规制改革绩效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规制改革和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产业层面的经济性规制绩效的总体评价,发现放松进入规制相对有效,而价格规制则难以完全实现其激励作用.进而提出有效的规制政策手段应与我国市场化进程及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性规制改革最终要实现包括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共赢.     

公平竞争审查视野下中国政府规制治理体系的构建

政府规制是在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基点上,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进行的微观干预,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体系之中。我国传统政府规制体系的强行政性、弱法治性,制约了规制激励效能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扭曲了市场竞争。当前,建设经济生态新体系,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时代要求在客观上呼唤着我国政府规制治理体系要向市场化、法治化方向逐渐完善。2016年全面推开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旨在塑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从政策出台的源头消除引致规制实施不公平的诱因,为政府规制治理体系的构建注入了新动力。在公平竞争审查视野下进行政府规制治理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通过外部规制制度环境的优化,促进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提高内部治理水平,进而增强产业的国内以及国际竞争力。     

论国际经济法的体系

国际经济法具有自身内在的体系。国际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国际市场自由法、国际市场规制法、国际宏观经济法和国际发展合作法四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次法律部门。其中,国际市场自由法更稳定,法律化程度更高,也更加成熟发达;反之,国际市场规制法、国际宏观经济法和国际发展合作法更不稳定,法律化程度较低,也不够成熟发达。     

试论经济法调节性中间层主体——商业银行

如果说市场经济需要引导,那么最佳的手段就是宏观调控了.而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些企业主体因为其特有的功能和特性承担起政府宏观调控的传导作用和配合作用,这些主体被一些经济法学者称为经济调节性中间层主体或企业性中间层主体,具体定义为依法成立的运用其货币经营,资本经营等业务,配合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特殊企业.它不同于一般企业,其运用的资源对宏观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资源配置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在市场结构中往往具有支配地位,并因此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较深,是故经常被政府利用来实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它也不同于社团性中间层和事业性中间层主体,其属于市场主体,主要是通过市场行为、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意图和社会政策目标.在宏观调控中经济调节性中间层主体因其特有的功能和特性,有其较之其它中间层主体所不具有的优势,具体在于:该主体拥有货币和资本这种可交易性最强、可流通范围最广的经济资源,同时通过信贷和投资这种最具有普遍性和交融性的市场行为,对市场进行调节.它一方面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货币、利率、汇率等等)和其作用点(宏观市场中的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具有同一属性;另一方面它又处于市场机制内部,成为微观经济市场的一员,作为市场要素发挥其调节作用.因而它具有政府与市场交接点的地位和功能,既便于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有利结合,又便于同市场机制相容,很可能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可见,在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之后,经济调节主体及其调节行为构成了制约宏观调控效率的关键性因素.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几个特殊问题（上）

知识产权政策决定了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垄断程度.我国现阶段应当更多地采取合理原则来判别知识产权使用行为是否需要通过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既可通过知识产权法本身进行规制,也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规制.通过《知识产权法》本身规制时,知识产权滥用只能成为不侵害知识产权抗辩的理由,而不能成为行使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基础.通过反垄断法规制时,知识产权滥用不但可以成为不侵害知识产权抗辩的理由,也可以成为行使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基础,但前提是必须证明知识产权使用行为构成了反垄断法的禁止性行为,而且在行使这种请求权时,应当采取反垄断执法机关裁决前置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应当充分、合理地利用必要设施理论,以对抗跨国公司的拒绝许可和排挤行为.